中国经济已三度过热，只有这一次，其轨迹是一条向下的优美曲线。因此，驾驶这辆全球最快的经济“ 战车”，是一种民族智慧。
这就有了我们表述中国经济的三个视角：
一是温和的制度改良。对国家部委的“ 审计风暴”，其制度性意义远高于查出了多少钱，因为审计长李金华毕竟是要老的；本报全力报道推动的“ 郎顾公案”，真正目的在于探索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股市跌破1300点和“王小石案”，对证监会来说，是发审制度“ 阳光化”的推动力。
二是中国需要在新兴战略产业上抢夺制高点。3G手机是中国领跑全球信息业的千古良机；要控制全球IT业大脑，须先控制半导体，这对于我们在海峡两岸和全亚洲的竞争力都是关键；还有汽车，一个工业大国的梦想总是从这里开始，对中国来说，它在2004年才真正开始。
三是“经济外交”时代的到来。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成局时，亚洲在全球升高，中国在亚洲升高。这种新亚洲主义的思想同样能解释中国是石油战略的全球走向，在西方政治语境中，寻找石油与海权强盛是同一词。当然还有“热钱”，其背后的故事是在经济大国较量中，中国人如何打出最优美的“金融太极拳”。
2004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在向“软着陆”方向渐行渐近。当一个又一个的统计数字标注在中国经济的坐标上时，一条向下的优美曲线在不断延伸。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有过三次宏观调控，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一次，以“ 治理整顿”收局；90年代的那一次，最后又走入通货紧缩；2004年的第三次宏观经济调控则有惊无险地走出困局。
2004年的中国，实际上在打一场反经济过热的“遭遇战”。
一批经济学家在2003年7月时就警告说：当心经济过热的苗头出现。不过，刚驱散“非典”后，中国还沉浸在全球对华投资复苏的喜悦中，全球对于“ 中国制造”的信心让人们忽视了，房地产、汽车、钢铁、建材业正一路热火朝天。
2004年，形势就严峻了，全球对于中国经济的看好以一个数字来描述：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猛增53%，超过经济全面过热的1992年。
还有，中国的钢铁业投资增幅达到惊人的202%。
经济学家们看得很清楚：这种高速增长有“ 中国制造”的强大需求带来的能源紧缺，也有房地产过热带来的原材料紧缺。那一段日子里，国家统计局通货膨胀的数字一直在噌噌地变，不断逼近5%的“警戒线”。
最难受的一个数字出现了：负利率时代到来！
在2003年下半年时，国内对经济是否过热仍无统一认识。虽然中央政府在2003年7月要求地方认清部分产业的过热，但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的表态仍相当谨慎。
进入2004年，“过热”二字用得越来越多。当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开始“吹风”，胡锦涛主席到上海等地调研时，业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开始进入实质阶段。
让人迷惑的是，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历的两次大的经济过热，其表现往往是全面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次，却是部分过热、部分偏冷，通货膨胀的脉游移不定。
对于中国高层领导来说，这一次“下刀”宏观调控，需要“ 太极术”，不能下药过猛，但还要柔中带刚。因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现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过热行业与非过热行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沿海与内地的复杂的利益格局确实需要小心打理。
在2003年下半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悄然展开，这在事后被概括为“见势快、动手早、防患于未然”。为中国经济“踩?x车”的人是央行行长周小川。
2003年6月，央行下发旨在为房地产业降温的121号文件，上调了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是第一道“紧箍咒”。
2004年，宏观调控的“组合拳”已经打出：中央政府动用一套金融工具、财政工具、政策工具，冷热兼治，“ 中医式”手法调理中国经济，放弃“一刀切”式的狠手策略。
在中央高层，科学发展观仍然是必须坚持的思想底线。中央强调：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实行“ 点?x车”而不是急?x车，在“治热”时也要“治冷”。
3月，国家发改委、银监会、国家环保总局、证监会和国土资源部连手严控钢铁、电解铝和水泥等行业；4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后，更严厉的调控措施接踵而来。随后，央行再度调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随后，国务院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随后，土地市场开始集中整顿，国家发改委推出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行业目录。
“ 太极拳”式的宏观调控手法频出，经济学家们紧绷的神经开始渐渐放松。各项经济指标逐月回落，形成一道向下的曲线。
7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跨过通货膨胀的警戒“红线”。8月份，跨过“ 红线”。9月份，跨过“红线”。10月份，四度跨过“ 红线”。11月份，这个指数终于退回安全区。中国经济过热的各种指标终于开始进入安全区。
在曲线最后的回落区，央行的货币政策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成为两个最好的看点。
六七月间，经济学家就建言，央行加息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周小川还在小心观看，加息是最后一道“ 紧箍咒”，一定要在最合适的时机出手，央行终于在10月底看到了一系列良性数据后决定：加息。央行领导明确表示，这种调整是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继货币政策之后，财政政策也加入了宏观调控的“组合拳”。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起，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做法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货币与财政政策“双稳健”开始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
随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人民日报》撰文，回答中国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什么样子。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对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经济领域给予特别的财政扶持。“ 太极术”在财政政策中再度得到体现。
不仅如此，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政治局专门会议上定出的调子是：要把改革重点放在宏观调控中的制度性原因上。这一表态可以视为，明年，中国将在现行的经济制度上有更多的调整。北京的观察家们认为，2005年将成为中国的改革年，其历史依据就是，1993年，中国控制宏观经济过热，1994年就成为力度最大的改革年。这一次，历史的时机非常相似，况且中央高层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暗示。
在“ 全球经济看东方”的2004年岁末，中国的宏观调控棋局开始收官。不过，宏观调控没有结束，它仍是2005年的首要任务。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针对宏观调控有几个关键词组：有保有压、市场配置资源、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可以预期，2005年中，宏观经济的走势会继续画出一道优美的轨迹。
这就有了我们表述中国经济的三个视角：
一是温和的制度改良。对国家部委的“ 审计风暴”，其制度性意义远高于查出了多少钱，因为审计长李金华毕竟是要老的；本报全力报道推动的“ 郎顾公案”，真正目的在于探索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股市跌破1300点和“王小石案”，对证监会来说，是发审制度“ 阳光化”的推动力。
二是中国需要在新兴战略产业上抢夺制高点。3G手机是中国领跑全球信息业的千古良机；要控制全球IT业大脑，须先控制半导体，这对于我们在海峡两岸和全亚洲的竞争力都是关键；还有汽车，一个工业大国的梦想总是从这里开始，对中国来说，它在2004年才真正开始。
三是“经济外交”时代的到来。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成局时，亚洲在全球升高，中国在亚洲升高。这种新亚洲主义的思想同样能解释中国是石油战略的全球走向，在西方政治语境中，寻找石油与海权强盛是同一词。当然还有“热钱”，其背后的故事是在经济大国较量中，中国人如何打出最优美的“金融太极拳”。
2004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在向“软着陆”方向渐行渐近。当一个又一个的统计数字标注在中国经济的坐标上时，一条向下的优美曲线在不断延伸。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有过三次宏观调控，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一次，以“ 治理整顿”收局；90年代的那一次，最后又走入通货紧缩；2004年的第三次宏观经济调控则有惊无险地走出困局。
2004年的中国，实际上在打一场反经济过热的“遭遇战”。
一批经济学家在2003年7月时就警告说：当心经济过热的苗头出现。不过，刚驱散“非典”后，中国还沉浸在全球对华投资复苏的喜悦中，全球对于“ 中国制造”的信心让人们忽视了，房地产、汽车、钢铁、建材业正一路热火朝天。
2004年，形势就严峻了，全球对于中国经济的看好以一个数字来描述：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猛增53%，超过经济全面过热的1992年。
还有，中国的钢铁业投资增幅达到惊人的202%。
经济学家们看得很清楚：这种高速增长有“ 中国制造”的强大需求带来的能源紧缺，也有房地产过热带来的原材料紧缺。那一段日子里，国家统计局通货膨胀的数字一直在噌噌地变，不断逼近5%的“警戒线”。
最难受的一个数字出现了：负利率时代到来！
在2003年下半年时，国内对经济是否过热仍无统一认识。虽然中央政府在2003年7月要求地方认清部分产业的过热，但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的表态仍相当谨慎。
进入2004年，“过热”二字用得越来越多。当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开始“吹风”，胡锦涛主席到上海等地调研时，业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开始进入实质阶段。
让人迷惑的是，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历的两次大的经济过热，其表现往往是全面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次，却是部分过热、部分偏冷，通货膨胀的脉游移不定。
对于中国高层领导来说，这一次“下刀”宏观调控，需要“ 太极术”，不能下药过猛，但还要柔中带刚。因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现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过热行业与非过热行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沿海与内地的复杂的利益格局确实需要小心打理。
在2003年下半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悄然展开，这在事后被概括为“见势快、动手早、防患于未然”。为中国经济“踩?x车”的人是央行行长周小川。
2003年6月，央行下发旨在为房地产业降温的121号文件，上调了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是第一道“紧箍咒”。
2004年，宏观调控的“组合拳”已经打出：中央政府动用一套金融工具、财政工具、政策工具，冷热兼治，“ 中医式”手法调理中国经济，放弃“一刀切”式的狠手策略。
在中央高层，科学发展观仍然是必须坚持的思想底线。中央强调：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实行“ 点?x车”而不是急?x车，在“治热”时也要“治冷”。
3月，国家发改委、银监会、国家环保总局、证监会和国土资源部连手严控钢铁、电解铝和水泥等行业；4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后，更严厉的调控措施接踵而来。随后，央行再度调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随后，国务院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随后，土地市场开始集中整顿，国家发改委推出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行业目录。
“ 太极拳”式的宏观调控手法频出，经济学家们紧绷的神经开始渐渐放松。各项经济指标逐月回落，形成一道向下的曲线。
7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跨过通货膨胀的警戒“红线”。8月份，跨过“ 红线”。9月份，跨过“红线”。10月份，四度跨过“ 红线”。11月份，这个指数终于退回安全区。中国经济过热的各种指标终于开始进入安全区。
在曲线最后的回落区，央行的货币政策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成为两个最好的看点。
六七月间，经济学家就建言，央行加息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周小川还在小心观看，加息是最后一道“ 紧箍咒”，一定要在最合适的时机出手，央行终于在10月底看到了一系列良性数据后决定：加息。央行领导明确表示，这种调整是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继货币政策之后，财政政策也加入了宏观调控的“组合拳”。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起，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做法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货币与财政政策“双稳健”开始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
随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人民日报》撰文，回答中国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什么样子。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对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经济领域给予特别的财政扶持。“ 太极术”在财政政策中再度得到体现。
不仅如此，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政治局专门会议上定出的调子是：要把改革重点放在宏观调控中的制度性原因上。这一表态可以视为，明年，中国将在现行的经济制度上有更多的调整。北京的观察家们认为，2005年将成为中国的改革年，其历史依据就是，1993年，中国控制宏观经济过热，1994年就成为力度最大的改革年。这一次，历史的时机非常相似，况且中央高层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暗示。
在“ 全球经济看东方”的2004年岁末，中国的宏观调控棋局开始收官。不过，宏观调控没有结束，它仍是2005年的首要任务。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针对宏观调控有几个关键词组：有保有压、市场配置资源、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可以预期，2005年中，宏观经济的走势会继续画出一道优美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