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巨头大荣公司那样的大融资对象。对大融资对象进行处理，有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的风险。但是，2003年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复苏，这一风险正在减小。由于大荣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了以民间为中心进行经营重组的自主重建措施，向政府的产业再生机构请求援助，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不良债权处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事实上已经消失。需要指出的是，请求产业再生机构的援助，也不见得百分之百地保证经营重组能够成功。民间部门不良债权处理问题的最大难点虽然已经消除，但公共金融机构在不良债权方面的信息披露并不是十分的充分，这也可以说是不良债权处理中所面临的问题。
　　他指出，大银行为了实现不良债权减半的目标，通过充实自有资本，与外资合作以及设立不良债权处理专门公司来加快不良债权的处理。但是UFJ银行却没有采取充实自有资本的对策。UFJ银行处理不良债权的对象中，大多是象大荣、大京、长谷工等具有代表性的大额不良债权持有者，市场也在高度关注其处理情况。处理这些巨额不良债权需要充足的自有资本，但UFJ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充实自有资本的对策。其结果导致日本金融厅在对其进行检查后要求其增加呆坏账准备金，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进一步加剧UFJ资本不足的状况。因此，UFJ以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东京三菱合并作为担保，要求提前注入资本金。也就是说，通过来自外部的支持促使这些大额不良债权的处理变成了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足立说，不良债权处理的教训不仅仅局限于日本，在欧美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在处理不良债权过程中的教训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不良债权问题拖的时间越长，处理的成本也就越大。日本在处理不良债权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对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如不进行及时地处理，就会加大处置成本，甚至导致危机。只有及时进行处理，才会降低市场由于对于金融体系稳定的担扰所产生的社会性成本，从而增大商业机会。二是加速不良债权的处理必须拥有十分充裕的自有资本，在自有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不良债权问题久拖不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处理不良债权时投入必要的公共资金可以大大推动不良债权的处理。而在这一过程中，实施国有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三是在尽快完善企业再生基金、产业再生机构、整理回收机构机能的同时，有效地利用外资进行不良债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