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企业相互交换经营资源，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是交换经营资源的一个重要方式。日本经济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很多，但是外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却很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中，日本是接受外资比较少的国家。根据统计数据，外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余额占日本GDP的比重仅为1.2%，该比重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至三十分之一。国内总固定资本形成中外国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日本连1%都不到，而上述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为25%。国内外资企业的就业贡献率同样也很低，日本只有1.8%，美国为15.1%，英国为18%，日本约为美英等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根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的统计，海外的日资企业中的从业人员约为345万人，而在日本的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仅为33万人。
日本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很多，而外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却很少，其实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日本企业大量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进行直接投资，其原因无非是日本国内的商务成本比较高，税收负担比较重，政府管制比较严厉，而其实这也是外国企业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持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从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日元升值局面，第二个高潮是1995年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80日元的超级日元升值状况。伴随着日本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在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形成了一些新的产业集聚群，在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积聚了超过50000家的电子、电器类零部件企业，从而进一步引来了各国的加工组装企业，加工组装企业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更多的零部件企业的积聚。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积聚速度同样也很快，除了普通产业以外，汽车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也正在形成。与此相对照的是，支撑日本电机产业和汽车产业的东京都大田区以及东大阪市大等地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地位在下降。东京都大田区的工厂数已经从9000家下降到了6000家以下。在港口码头的装运量方面，日本的神户港1980年时的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第四，而在2002年已经下降为27位。集装箱的吞吐量在日本保持第一位的东京港目前在世界的排名也已经下降到第18位，上海、香港、釜山、新加坡、高雄等其他亚洲各地的港口都已经超过东京。产业积聚的特点是，新兴的积聚地因为能够得到更多的参加者而不断繁荣起来，而进入衰退过程的积聚地因为丧失参加者而将可能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虽然有推动亚洲各国工业化和日本本国产业高级化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个过程非常之快，所以日本国内产业高级化所创造出的就业增加还不能够弥补因日本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而造成的就业减少。据统计1992年以后的10年间，日本国内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347万人，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23万人，有一定的缺口。
为什么日本的企业不断地向美国、中国等拥有广阔市场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外资却不对同样具有广阔市场的日本进行直接投资呢？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回味。根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2003年对在日本的外资企业所进行的调查，日本的综合投资环境在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首位。中国作为直接投资地，在市场的重要度、地价低廉、租赁费便宜、劳动力丰富、零部件供应充沛等方面虽然得到较高的评价，但是在法制的完善、行政手续的透明度以及资金筹措方面的评价较低。在这个调查中提起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号称投资环境良好的日本向投资环境还不很理想的中国大量进行直接投资？讲到底这是由企业的经济核算所决定的。日本一些企业界人士直言不讳地说，在防止技术海外流出的意义上，虽然都想在国内进行新的事业投资，但是由于工业用地、电费、工资、运费、税金等经营成本实在太高，所以无法通过经营核算这一关口。因此，日本企业如果很难通过经营核算的关口，同样外国企业如果要在日本进行直接投资自然也很难生存下去。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产业中间投入内外价格差的调查，面向产业的服务价格，日本是美国的2.7倍，是德国的2.2倍，是中国的9倍。产业用电力费虽然与美国等国家的差距在缩小，但仍然是中国的3倍，韩国的4倍；机场使用费是美国的2.5倍，港口利用成本是新加坡的4倍以上，每台卡车的税费是欧美国家的2至4倍。日本的税费过高也是外国企业不太愿意在日本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在一份调查中透露，在日本的外资企业普遍抱怨税收过高，有45%的被调查企业选择将降低法人税作为改善投资环境的首选项目。促进对日投资民间会议也指出法人税率过高是阻碍外国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的直接原因，希望修改日本的税制，据说日本的法人税实际税率比美英法等国高出10%至20%。
目前，日本景气恢复的乐观气氛正在扩散，但是日本经济仍然面临一些严峻的课题，经济恢复主要还是依靠30兆日元以上的财政赤字进行支撑，要想实现以民间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自律性恢复的目标，需要继续进行结构改革，克服就业、财政、年金等危机，而增加外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无疑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政府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小泉首相还亲自在政府的公共广告中出现，呼吁各国企业加大对日本直接投资力度，不过外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是否会顺利增加，完全取决于日本经营环境的低成本化，这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日本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很多，而外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却很少，其实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日本企业大量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进行直接投资，其原因无非是日本国内的商务成本比较高，税收负担比较重，政府管制比较严厉，而其实这也是外国企业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持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从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日元升值局面，第二个高潮是1995年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80日元的超级日元升值状况。伴随着日本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在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形成了一些新的产业集聚群，在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积聚了超过50000家的电子、电器类零部件企业，从而进一步引来了各国的加工组装企业，加工组装企业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更多的零部件企业的积聚。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积聚速度同样也很快，除了普通产业以外，汽车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也正在形成。与此相对照的是，支撑日本电机产业和汽车产业的东京都大田区以及东大阪市大等地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地位在下降。东京都大田区的工厂数已经从9000家下降到了6000家以下。在港口码头的装运量方面，日本的神户港1980年时的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第四，而在2002年已经下降为27位。集装箱的吞吐量在日本保持第一位的东京港目前在世界的排名也已经下降到第18位，上海、香港、釜山、新加坡、高雄等其他亚洲各地的港口都已经超过东京。产业积聚的特点是，新兴的积聚地因为能够得到更多的参加者而不断繁荣起来，而进入衰退过程的积聚地因为丧失参加者而将可能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虽然有推动亚洲各国工业化和日本本国产业高级化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个过程非常之快，所以日本国内产业高级化所创造出的就业增加还不能够弥补因日本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而造成的就业减少。据统计1992年以后的10年间，日本国内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347万人，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23万人，有一定的缺口。
为什么日本的企业不断地向美国、中国等拥有广阔市场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外资却不对同样具有广阔市场的日本进行直接投资呢？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回味。根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2003年对在日本的外资企业所进行的调查，日本的综合投资环境在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首位。中国作为直接投资地，在市场的重要度、地价低廉、租赁费便宜、劳动力丰富、零部件供应充沛等方面虽然得到较高的评价，但是在法制的完善、行政手续的透明度以及资金筹措方面的评价较低。在这个调查中提起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号称投资环境良好的日本向投资环境还不很理想的中国大量进行直接投资？讲到底这是由企业的经济核算所决定的。日本一些企业界人士直言不讳地说，在防止技术海外流出的意义上，虽然都想在国内进行新的事业投资，但是由于工业用地、电费、工资、运费、税金等经营成本实在太高，所以无法通过经营核算这一关口。因此，日本企业如果很难通过经营核算的关口，同样外国企业如果要在日本进行直接投资自然也很难生存下去。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产业中间投入内外价格差的调查，面向产业的服务价格，日本是美国的2.7倍，是德国的2.2倍，是中国的9倍。产业用电力费虽然与美国等国家的差距在缩小，但仍然是中国的3倍，韩国的4倍；机场使用费是美国的2.5倍，港口利用成本是新加坡的4倍以上，每台卡车的税费是欧美国家的2至4倍。日本的税费过高也是外国企业不太愿意在日本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在一份调查中透露，在日本的外资企业普遍抱怨税收过高，有45%的被调查企业选择将降低法人税作为改善投资环境的首选项目。促进对日投资民间会议也指出法人税率过高是阻碍外国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的直接原因，希望修改日本的税制，据说日本的法人税实际税率比美英法等国高出10%至20%。
目前，日本景气恢复的乐观气氛正在扩散，但是日本经济仍然面临一些严峻的课题，经济恢复主要还是依靠30兆日元以上的财政赤字进行支撑，要想实现以民间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自律性恢复的目标，需要继续进行结构改革，克服就业、财政、年金等危机，而增加外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无疑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政府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小泉首相还亲自在政府的公共广告中出现，呼吁各国企业加大对日本直接投资力度，不过外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是否会顺利增加，完全取决于日本经营环境的低成本化，这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