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翻开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史会发现，1992年的中国经济与当前的2003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1992年货币投放也是一个创纪录的年份，那一年投资增长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济过热是那一年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对於房地产的担忧与今天如出一辙，重复建设与现在似乎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也说的是汽车、钢铁和开发区。
根据1992年《人民日报》新年社论：经过3年的持续努力，经济秩序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後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确实由此进入一轮腾飞期。
1992年是“八五”计划实施第二年，也是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的起步年。创业潮也在此时在中国上下兴起。後来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出现过的很多名字，都在这时候开始掘他们的第一桶金。1992年3月摩托罗拉公司宣布投资1.2亿美元在天津开发区建立亚洲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拉开了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序幕；1992年最重要的事件应该是1月邓小平的南巡；2月28日，邓谈话被中共中央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中国“入关”谈判在1992年似乎突破在即；价格改革带来物价波动也很小；股市则大幅上扬；汽车工业在产销量方面狂飙突进；房地产业也出现泡沫徵兆。
在1992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於当年的经济增长计划做了这样的描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投资要符合产业政策，避免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2.3%，货币发行和新增信贷规模与去年大体持平，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以内。报告特别指出，考虑到治理整顿刚刚结束，经济发展中还存在著一些不稳定因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因此在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的计划安排上，是留有馀地的。
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公布後显得格外突出，以至於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2年上半年GDP增长10.6%，结束了1991年的平稳增长，步入高速增长时期，在建规模全民所有制突破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经济运行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不过发言人警告说，虽然经济运行仍然处在绿灯范围之内，但是新开工投资项目过多，在建规模偏大，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等问题应引起警惕。
国家信息中心有关人士在7月份表达了更深的忧虑：运输紧张矛盾，生产资料交割加速上涨，消费品价格也持续上涨，生产和流通部门的短期预期正在形成。这位人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政策，防止过热情况下信息失真导致新的结构失衡。
根据中国人民怠行综合司在1992年11月14日的分析指出，尽管存在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总供 缺口还不大，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尚未逝去。但是，如果经济持续过热，相对宽松的总供 就会发生变化，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就有可能比较快地释放出来。并且这位人士提出，如果在某个时候发现通货膨胀比较快地提高，应当及时地提高利率。
当前对经济过热的担心，更多的是因为1993年和1994年遭遇的经历。1988年的中国经济从体制上来说与1992年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改革仍然在持续，但是关键部分的改革，如经济体制、政府体制、企业体制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市场格局此时还没有完全走出卖方市场，价格改革还在继续，双轨制还没有宣告终结，这使得两者在体制层面上有很强的可比性。
实际上，2003年的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且在逐步深化的经济，是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的经济。这使得任何与1992年的比较都会因为丧失体制基础而显得缺乏说服力。10年的时间已经使支撑中国经济这趟列车运行的动力有了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评价这两列列车的运行速度和质量。
2003年与1992年扩张的机理不同。以前中国的几次经济过热都有这样一些迹象：一开始是投资的高增长、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然後就会出现高的经济增长，接著是高的通货膨胀。2003年上半年的投资增长高达30%以上，是近10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高增长。同时，货币供应量M2增速为20.8%，贷款增速22.9%。单看上面这些数据，有些学者担心，这种情况与过去很类似，经济的先行指标已经显现出来好像有了过热的迹象了。从经验的角度讲，出现了苗头就应该早做调整。货币政策有半年的迟滞期，即使是现在调整，半年後才能显现出效果。物价水平与供求关系也是如此。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责任。货币供给快，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左右。
1992年和2003年，宏观经济运行上的一些指标的确很相似，但是经济运行的背景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的不同。概括地说，现在的整个扩张的机理跟当时是不一样的。原因是：
第一，供给跟随市场的能力现在比过去要强。过去的过热伴随著瓶颈和短缺：1980年代是消费品。但是从90年代中後期开始，短缺时代结束，供给的基础改变了。由计划为主改成由市场决定为主，消费投资由企业和居民决定，与价格和企业居民的预期有关。供给由计划安排到市场决定，因此不可能出现长期的短缺，市场可以调节供求关系，意味著经济体制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供求总量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
第二，投资的高增长不会带来新的通货膨胀。在1992年到199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是11.5%，这几年一直在8%左右。现在的资金供给很大，外资流入很高，劳动力充裕，解决就业是个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潜在的增长不会是一个很低的水平。目前的增长欲达到繁荣，要看两个指标：一是物价较快上升，发现了瓶颈制约；二是国际收支对进口和资金的进入形成约束。
现在的投资中，行政主导的投资还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市场主导的投资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比如民营企业的投资。这跟1992年时的投资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更多的是政府的投资。如果说当时的情况主要是政府的攀比性投资，那堋今天就主要是企业的自主性投资。换句话说，今天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动的关系──生产推动消费，消费拉动生产。生产和供给的决定机制跟1992年是大不一样的。现在的 求是受到收入约束的，是有边界的，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投资扩张要负的风险责任比过去大得多。1992年GDP 求的增长潜力调动非常大，投资的潜力调动也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那时候投资潜力大是由行政力量主导的，不用费很大的力气。
1992年时的中国经济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供给尤其脆弱，而现在的市场调节能力则非常强。1992年时有很多产品是短缺的，因为缺少就到处去买，价格越涨，大家就越买，结果刺激了倒买倒卖，造成了一种虚拟的 求。但是现在的 求是实在的，厂家不会去囤积，因为供给跟随 求的能力增强了。另外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要注意依靠政府的增长和依靠市场的增长是有区别的。依靠市场的增长，资金融通渠道要靠怠行，怠行是支持增长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是支持中国这一轮增长的重要基础，货币政策要保持积极的姿态，不能轻易撤火，不能轻易做反常调整。今年上半年贷款增长20.8%，货币增长跟经济增长大体是相适应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也指出，没有必要进行货币政策调整，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是大体同步的态势。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改进货币传导机制。中小企业融资还有困难，要考虑怎样打通贷款渠道，改进机制，让中小企业有更方便的融资渠道。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要做适当的调整，扩张的财政政策要调整下来，国债投资应该收缩，收缩到 要的地方去。比如现在的电力投资，可以吸引民间投资。能够由市场去投资的，就交给市场去做。但是，公共卫生建设、对农村的支持、启动消费，财政应该发挥作用，财政支出要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换句话说，积极财政要转型。
根据1992年《人民日报》新年社论：经过3年的持续努力，经济秩序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後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确实由此进入一轮腾飞期。
1992年是“八五”计划实施第二年，也是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的起步年。创业潮也在此时在中国上下兴起。後来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出现过的很多名字，都在这时候开始掘他们的第一桶金。1992年3月摩托罗拉公司宣布投资1.2亿美元在天津开发区建立亚洲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拉开了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序幕；1992年最重要的事件应该是1月邓小平的南巡；2月28日，邓谈话被中共中央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中国“入关”谈判在1992年似乎突破在即；价格改革带来物价波动也很小；股市则大幅上扬；汽车工业在产销量方面狂飙突进；房地产业也出现泡沫徵兆。
在1992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於当年的经济增长计划做了这样的描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投资要符合产业政策，避免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2.3%，货币发行和新增信贷规模与去年大体持平，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以内。报告特别指出，考虑到治理整顿刚刚结束，经济发展中还存在著一些不稳定因素，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因此在今年经济增长速度的计划安排上，是留有馀地的。
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公布後显得格外突出，以至於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2年上半年GDP增长10.6%，结束了1991年的平稳增长，步入高速增长时期，在建规模全民所有制突破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经济运行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不过发言人警告说，虽然经济运行仍然处在绿灯范围之内，但是新开工投资项目过多，在建规模偏大，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等问题应引起警惕。
国家信息中心有关人士在7月份表达了更深的忧虑：运输紧张矛盾，生产资料交割加速上涨，消费品价格也持续上涨，生产和流通部门的短期预期正在形成。这位人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政策，防止过热情况下信息失真导致新的结构失衡。
根据中国人民怠行综合司在1992年11月14日的分析指出，尽管存在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总供 缺口还不大，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尚未逝去。但是，如果经济持续过热，相对宽松的总供 就会发生变化，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就有可能比较快地释放出来。并且这位人士提出，如果在某个时候发现通货膨胀比较快地提高，应当及时地提高利率。
当前对经济过热的担心，更多的是因为1993年和1994年遭遇的经历。1988年的中国经济从体制上来说与1992年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改革仍然在持续，但是关键部分的改革，如经济体制、政府体制、企业体制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市场格局此时还没有完全走出卖方市场，价格改革还在继续，双轨制还没有宣告终结，这使得两者在体制层面上有很强的可比性。
实际上，2003年的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且在逐步深化的经济，是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的经济。这使得任何与1992年的比较都会因为丧失体制基础而显得缺乏说服力。10年的时间已经使支撑中国经济这趟列车运行的动力有了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评价这两列列车的运行速度和质量。
2003年与1992年扩张的机理不同。以前中国的几次经济过热都有这样一些迹象：一开始是投资的高增长、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然後就会出现高的经济增长，接著是高的通货膨胀。2003年上半年的投资增长高达30%以上，是近10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高增长。同时，货币供应量M2增速为20.8%，贷款增速22.9%。单看上面这些数据，有些学者担心，这种情况与过去很类似，经济的先行指标已经显现出来好像有了过热的迹象了。从经验的角度讲，出现了苗头就应该早做调整。货币政策有半年的迟滞期，即使是现在调整，半年後才能显现出效果。物价水平与供求关系也是如此。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责任。货币供给快，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左右。
1992年和2003年，宏观经济运行上的一些指标的确很相似，但是经济运行的背景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的不同。概括地说，现在的整个扩张的机理跟当时是不一样的。原因是：
第一，供给跟随市场的能力现在比过去要强。过去的过热伴随著瓶颈和短缺：1980年代是消费品。但是从90年代中後期开始，短缺时代结束，供给的基础改变了。由计划为主改成由市场决定为主，消费投资由企业和居民决定，与价格和企业居民的预期有关。供给由计划安排到市场决定，因此不可能出现长期的短缺，市场可以调节供求关系，意味著经济体制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供求总量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
第二，投资的高增长不会带来新的通货膨胀。在1992年到199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是11.5%，这几年一直在8%左右。现在的资金供给很大，外资流入很高，劳动力充裕，解决就业是个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潜在的增长不会是一个很低的水平。目前的增长欲达到繁荣，要看两个指标：一是物价较快上升，发现了瓶颈制约；二是国际收支对进口和资金的进入形成约束。
现在的投资中，行政主导的投资还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市场主导的投资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比如民营企业的投资。这跟1992年时的投资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更多的是政府的投资。如果说当时的情况主要是政府的攀比性投资，那堋今天就主要是企业的自主性投资。换句话说，今天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形成了一种联动的关系──生产推动消费，消费拉动生产。生产和供给的决定机制跟1992年是大不一样的。现在的 求是受到收入约束的，是有边界的，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投资扩张要负的风险责任比过去大得多。1992年GDP 求的增长潜力调动非常大，投资的潜力调动也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那时候投资潜力大是由行政力量主导的，不用费很大的力气。
1992年时的中国经济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供给尤其脆弱，而现在的市场调节能力则非常强。1992年时有很多产品是短缺的，因为缺少就到处去买，价格越涨，大家就越买，结果刺激了倒买倒卖，造成了一种虚拟的 求。但是现在的 求是实在的，厂家不会去囤积，因为供给跟随 求的能力增强了。另外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要注意依靠政府的增长和依靠市场的增长是有区别的。依靠市场的增长，资金融通渠道要靠怠行，怠行是支持增长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是支持中国这一轮增长的重要基础，货币政策要保持积极的姿态，不能轻易撤火，不能轻易做反常调整。今年上半年贷款增长20.8%，货币增长跟经济增长大体是相适应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也指出，没有必要进行货币政策调整，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是大体同步的态势。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改进货币传导机制。中小企业融资还有困难，要考虑怎样打通贷款渠道，改进机制，让中小企业有更方便的融资渠道。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要做适当的调整，扩张的财政政策要调整下来，国债投资应该收缩，收缩到 要的地方去。比如现在的电力投资，可以吸引民间投资。能够由市场去投资的，就交给市场去做。但是，公共卫生建设、对农村的支持、启动消费，财政应该发挥作用，财政支出要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换句话说，积极财政要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