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两会已经结束，两会通过的2006年度国家财政预算对中国今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2006年度中国国家财政预算的一些数据进行解读。
　　2006年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来看，汇总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收入安排，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35423.38亿元，增长率为12%。对于2005年的中国财政来说，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数字之一可能就是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这个数字比2004年增长19.8%，增幅为5200多亿元。根据2006年的国家预算报告，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安排35423.38亿元，比2005年增长12%，增加3700多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预算中财政增收额，比去年增收额少了1500多亿元。从19.8%到12%，这一增长率下降的安排背后的因素引人关注。
　　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考虑了中央确定的宏观经济预期指标。中国经济这一轮增长的最大特徵是“稳健”。从8%、9%起步，连续3年保持在10%左右的增幅，2005年增长9.9%，2006年增速可能适度回落到9%左右。另一方面是考虑了各种减收因素。比如，全面取消农业税、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继续调整关税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等政策变化，以及足额安排出口退税和部分行业企业效益可能下滑等。为了促进财政稳定增长，2006年在大力支持经济发展、做大经济“蛋糕”的基础上，依法加强收入徵管，做到应收尽收，防止跑冒滴漏；严格控制减免税，抓紧清理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坚决制止和纠正擅自出台“先徵后返”等变相减免税政策；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严厉打击各种偷骗税等违法活动；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继续深挖非税收入的增收潜力。此外，还有一些非经常性的因素，比如，2005年受煤炭、原油、有色金属等基础能源、原材料生产增长和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房地产行业增长较快等因素的影响，来自这些行业的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大幅度高于其他行业，约有600多亿元增收是超常规的。还有，2005年全国企业所得税增长38.9%，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2.6%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2004年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2005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收入比上年增加500多亿元。其中，2005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实施了股份制改造，剥离了不良资产，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增强，账面利润增加，三大商业银行上缴企业所得税比2004年增加200多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不良资产的剥离，三大行这200多亿元的利润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说还有其他因素的话，那就是去年税务部门再一次加强了税收徵管稽查，大力清缴欠税，也增加了较多收入。
　　根据预算安排，2006年中央财政总收入确定为19272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022亿元，增长率为11.7%。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对这么大块“蛋糕”怎么切分，引起国人高度关注。从数据中可以看到，2006年的中央财政支出将压缩一般性开支，力保“三个倾斜”，即向农业、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和群体倾斜；向科技创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倾斜。总的来说，2006年中央财政资金有5大流向：（1）用5419亿元，确保“三驾马车”稳健前行。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2006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著力推进投资、消费和出口健康发展。为此，中央财政预算内基建投资总规模安排1154亿元（包括国债项目资金600亿元和预算内投资554亿元），以保持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必要拉动作用。（2）用3397亿元，投向新农村建设。用于“三农”的支出达3397亿元，平均到9亿农民身上，“人均”377元。在中央财政每支出的6.5元钱中，将有1元钱实实在在花到了农民身上。（3）用1859亿元，撑起弱势群体“保护伞”。2006年，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就业再就业支出1859.82亿元，比上年增加236.23亿元。（4）用716亿元，力促自主创新。2006年，中央财政对科技支出给予了重点倾斜，安排支出716.04亿元，比2005年增加115.26亿元，增长19.2%。（5）用1696亿元，为后发展地区排忧解难。以“输血”手段培植落后地区的“造血”功能不可或缺，2006年，中央财政将筹措财力，至少拿出1696亿元用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后发展地区排忧解难，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是中央财政实施的主要措施。2006年，中央财政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将达到1359亿元，比2005年增加238亿元，增长21.2%；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将达到200亿元，比2005年增加40.77亿元，增长25.6%。一般性转移支付旨在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由接受拨款的政府自主安排使用。
　　在上述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的5个流向安排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财政政策有了重大的转变，即财政政策不仅要服务于经济发展，还要服务于社会发展，5个流向中有3个流向与社会发展有关，更与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贫富差距过大这一社会矛盾有关，因为三农问题、弱势群体问题、落后地区问题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最根本问题。而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是造成其他问题的根源，更是让其他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由于制度和区域上的总体差别，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而农村与城乡之间的差别更是让这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最悬殊的贫富差距就发生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因此，农民收入的增长乏力，更是加剧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看病贵、上学贵折射的也是一个贫富差距问题，虽然这种差距是从公共系统反映出来的，但归根到底还是由收入上的贫富差距引发的。而且这种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它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正在向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波及。区域发展不均衡也反映出了贫富差距悬殊带来的种种隐患。拿区域发展不均衡来举例，贵州和上海两地，虽说是相近的行政级别，但二者的社会发展水平竟然相差20年，区域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差距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解决区域平衡发展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所以，不能简单把贫富差距看成是收入上的差别，而应该把生活收入、生活保障、生活环境、生活意识等概念一同纳入贫富差距的范畴，改变过去增加收入就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的陈旧观念，用其他的、多种的、间接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而这种思想正从2006年中央财政支出安排的决策中逐步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