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祖国

   前不久，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专访时语出惊人：“中国目前只有最多不超过5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虽然丁学良话中的“真正意义上经济学家”的概念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中国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功底还远远不够，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二是说中国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基本上缺乏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缺乏讲真话的品格，很多人都沦为某一利益集团的附庸。
   但是，引起中国大陆老百姓和媒体广泛反应和共鸣的是其中的第二层含义。就在丁学良大发感慨的同时，正逢以倡导讲真话而闻名的著名文学家巴金老人以101岁的高龄辞世，因此媒体将巴老的人品与丁学良的批评结合起来，掀起了一股批判“说假话”的潮流，而主流经济学家就被舆论树为“不讲真话”的典型。
   平心而论，丁学良的批评完全是有的放矢的。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搜狐新闻中心近日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学良关于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
   而在“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的调查中，香港学者郎咸平得到31%的选票位居榜首，其它著名经济学者如厉以宁、张维迎、樊钢等人的认同率甚至不到10%。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为何在大陆一炮打红，仅仅是因为他讲了真话。他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名为“格林科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讲演中，用丰富的财务学理论和数据，揭露了制冷剂民营格林科尔的掌门人顾雏军通过收购家电龙头企业科龙电器的国有股，从而取得科龙电器的控制权，并利用对科龙电器的控制权，进行格林科尔与科龙电器的非法关联交易，大肆掏空科龙电器的资产，一方面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也使得科龙电器的中小股民蒙受巨大损失。
   郎咸平的讲话自然触怒了顾雏军，为了反击郎咸平，顾雏军就动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其辩护，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大名鼎鼎的张维迎，张维迎因为从格林科尔和顾雏军那里拿到了好处，这时就丧失了一个真正经济学家的良知，用所谓的经济学理论为顾雏军代言。
   最后的结果，正如讲真话的郎咸平所预言的那样，由于顾雏军的掏空，顾雏军本人发了财，成为胡润或福布斯财富榜上的风云人物，但是广大股民则倒了大霉。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电器的时候，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为每股30元，而被顾雏军收购以后，由于不断地被掏空，科龙电器很快变成亏损企业，股价最低时跌至每股3元左右，广大股民欲哭无泪。难道是张维迎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吗？不是的，仅仅是因为张维迎的脑袋跟着屁股转，是屁股指挥脑袋，而不是脑袋指挥屁股。
   现在很多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讲真话，原因是什么？应该说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已经丧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转而成为利益集体的代言人。
   根据上面提到的相同调查，69.7%的投票者认为经济学者是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发表言论，认为是站在公众立场上发表言论的投票者只有4.1%。当今的中国经济学家具有太多的依附性，一是经济学家对政治权利的依附，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成为一种辩护学，领导人观点的论证学，政治生活的调味品。
   二是经济学家对金钱的依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或者在企业中兼职，比如担任独立董事，或者为企业做项目研究，这样经济学就成为资本的仆人。三是经济学家对人的依附，有些经济学家从属于某个权威或者权威机构。当经济学家分别成为政治、金钱和人的依附以后，就不可能具有独立性，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学就变成了“御用经济学”。而经济学家或者成为政府经济学家，主要为政府经济决策锦上添花；或者成为企业经济学家，为企业的私利摇唇鼓舌。
   《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将主流经济学家的行为归纳为三步：第一步，通过与企业的结合，成为利益集团的受雇者及“形象大使”；第二步，通过担任政府经济顾问、某某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制定与其受雇企业相关的产业及公共政策时，这些经济学家可以“公平地”将天平偏向自己的幕后老板；第三步，回归本位，以一个学术研究专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媒体上、在大学讲台上、在著述中引经据典，用“缜密”的经济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决策是正确的。
   但是话要说回来，某些经济学家依附利益集团的倾向，并非只有在中国存在，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存在的。比如，日本小泉内阁的不倒翁阁僚竹中平藏，就是一位出名的官厅经济学家，是不折不扣的小泉路线的代言人。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学曾经长期生存在“官方经济学”的阴影之下，经济学的独立品格正是马克思创立的。
   而中国尽管在意识形态上还仍然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独立品格基础的批判精神已经非常淡薄了，要么陈陈相因，要么粉饰太平。中国迫切需要一批独立的公众经济学家为公众利益呼喊，目前社会舆论的批评有助于这种社会环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