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683元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
　　但若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
　　刚闭幕的首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透露的这一数据表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同样面临著大量贫困人口所形成的挑战。
　　根据印度官方的数据，2000年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2.6亿，占印总人口的26.1％。
　　由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举办的这次论坛上，通过了旨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天津滨海宣言”。宣言明确表示，当前中国的贫困群体弱势地位正在进一步突显。
　　从中国贫困线的标准占人均收入中的比重可以得出这一结论：1985年国家确定贫困标准时，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为200元，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50%，而2005年为683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255元的21%。
　　同时，消除贫困的难度也在加大。随著20多年来的努力，中国的扶贫工作已经到了攻坚阶段。这2365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更差的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贫困农户的家底更加薄弱，往往遇到灾害、市场风险及家庭变故时就会返贫。
　　在国务院扶贫办重点调查的100个贫困村中，迄今仍有36.4%的农村不同程度缺粮，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如何让最困难的这部分人口脱贫，是扶贫工作的重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表示，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条可行之路，城镇化和贫困地区的脱贫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人口系教授陆杰华建议：“贫困地区应该充分利用扶贫开发资金，做好流动人口流出前的技能培训，增强他们在流入地的竞争力。”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雷明表达了他对于当前扶贫中出现一些新问题的担忧。
　　他表示，中国的扶贫政策走过了从“政府输血”到号召“地方造血”的过程，随著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和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从全国来看，缓贫减贫的成效比较明显，但这只是经济上的指标。
　　雷明说，很多贫困地区都处于中西部的资源丰富性省份，比如贵州和湖南，从2000年进行西部大开发之后，这些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以西电东送为主的工业化过程。但地方政府除了财政收入之外并不能获得更大的益处。“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国家或是省直接投资的，90%以上的工人都来自外地，对扩大当地就业的能力非常有限。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一些项目所带来的污染环境的后果。这将使当地本就脆弱的生态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