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在中国成了最强势的三驾马车之一，内外资企业实际税率的巨大差异开始为人诟病。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在各种场合下大声疾呼，为了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应该尽快地实现两法合并。
水往低处流
“实施两税合一，已经势在必行”。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表示，随著中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如果继续坚持当前的内外企所得税政策和对外商的税收优惠政策，我们就把国企与民企放在了一个不利的竞争地位。
“取消外资所得税的‘超国民待遇’，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全国政协委员、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张宏伟表示。
如果两家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不一样，利润就会像水一样往低税率的企业“流”。政协委员今年再度提出这个提案，将帮助内外资企业“一碗水端平”。
目前内外资企业的税率优惠相差较大，内资企业统一税率33％，外资企业所得税率24％和15％，在低税率基础上还有“两免三减半”和行业特殊减半优惠等。
此外，税前扣除标准也不相同，例如内资企业实行计税工资，外资企业则实行全额扣除，再加上退税优惠两类企业也不同，外商再投资可以退还部分或者全部的已缴所得税款，而内资企业则无法享受。
历史
总的来看，世界各国的税制都是内外统一的。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税制也是内外统一的。
从1950年开始，以所得税为例，当时设立的工商所得税既适用于内资企业，也适用于外资企业。不过其时的背景是，在华的外资企业并不多。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不可能来中国投资。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有一些投资，但是大多属于援助项目，而不是合资经营。虽然一些私营企业要缴纳所得税，但是随著对私营企业改造的完成，大多数私营企业被改造成为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而中营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当时实行利润上缴制度，不缴纳所得税。这一局面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前期。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引进外资，这时对外资企业徵收所得税的问题开始突显。起初沿用1950年制定的工商所得税，但是很快就发现时隔30年，该税种的很多内容都不适用了，所以必须制定新的税法。而那时国营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刚刚开始，仍然上缴利润，还没有达到可以徵收企业所得税的程度。虽然有一部分集体企业也缴纳所得税，但是当时集体企业的定位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与外资企业性质不同，并不能把集体企业所得税用到外资企业上。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徵税显然只能先行一步。所以，这时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部分内资企业继续实行上缴利润的制度，对外资企业单独制定所得税法。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两部税法就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说：“当时不是不想搞内外统一的税法，而是没有办法统一。对外要开放，外资企业不能上缴利润，只能徵收所得税；而国内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还没有确定，当时的主流认识仍是国营企业应该上缴利润，不能徵收所得税。”
随著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1983年至1984年实行了“利改税”，国营企业也开始缴纳所得税了，但这时仍没有把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所得税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合并，因为当时仍处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轨的时期。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与外资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不能适用同样的所得税法。这时就出现了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行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其实当时内外不同的不光是所得税，其他税收也不相同。例如，在流转税方面，对内资企业徵收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对外资企业徵收工商统一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外国人徵收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徵收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在地方税方面，对内资企业徵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对外资企业徵收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等等。
随著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进一步开放，内外两套税制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与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矛盾就突显出来。为此，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上述两种所得税合并，形成了今天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4年税制改革则实现了内外流转税的统一和个人所得税的统一。
1994年改革时，政府也曾考虑过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问题。但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出台时间不久，需要有一个稳定期，内资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所以就没有急于实行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而是决定将这个问题留待下一步改革时解决。但是没有想到此事一拖就是10多年。
弊端
对外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的初衷是吸引外资，同时也是各地政府争相引资的“绝佳武器”。
但呼吁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专家们则表示，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使中国每年的税收总量流失不少，更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与无序，内资企业施展手脚的空间被人为缩减，还带来“假外资”等投机现象，这不但与市场经济相背离，也对人才流动、技术创新、经济安全造成影响。
此外，从企业层面而言，两套税制也会带来人才的单项流动。内资企业职工工资发放实行计税工资政策，纳税人支付的工资按照计税工资标准扣除。而对外资企业，则按工资实际发生额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这样造成外资企业工资普遍高于内资企业，这样的后果则是“人往高处走”。
“我觉得现在已经具备了时机成熟的条件。”经济学家张曙光说。他给出了3点理由：“当初，对外资的优惠是由于投资环境不好，而2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投资环境已经有了大大的改善。”“当时如果没有税收等优惠条件，外资就不会进来，而现在外资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当时我们提出优惠是由于资金短缺，现在的情况却是面临资金过剩。”
张曙光列举了内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所得税制度的5大弊端：
第一、立法不统一违背了竞争规则。实际上是政府用税收杠杆把内资的一部分利润送给外资企业。第二、加重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使中国经济处于高风险的状态。第三、造成现在的浪费越来越大。中国现在除了民间资本以外，加上8000多亿的外汇储备，这样一系列的资金、资源到现在没有很好地利用，造成很大的浪费。第四、环境和能源的负担日益加重，而福利损失越来越大。包括现在能源挤压和压低劳动力成本，外商每年从中国额外拿走的收益是多少呢？1万亿。这等于把国人的财富白白送给外国人。第五、政府对外资视为坐上宾，使得内资企业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更有学者指出，目前这种外资低、内资高的税收政策是鼓励外资流入，抑制流出，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减少了外汇需求，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在部署今年外汇管理工作时，就强调要促进外汇流出，推动国际收支平衡。
改革
来自各方的信息表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大环境已经成熟。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不久前就表示，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了。”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也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上表示，并轨时机已经成熟，现在是最佳时机，同时，他还透露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的税改思路。
针对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是否会减少外资的流入，侯自新认为，外资是否决定在当地投资，要看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中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是明显的，真正有实力的外资不会太在意税收政策。
张宏伟也表示，随著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如何使中国的企业和国外企业在中国市场有一个共同、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这是企业目前最为关心的一个要点。
他认为，明年市场将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对外资的市场准入限制已大幅度降低，加上中国市场的不断成熟，对外资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施内外资有别的所得税，已经形成了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极大地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他提出，“引进外资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让税”，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是“更大的诱惑”。
阻力
“在统一所得税问题上，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也曾表示说。
两税合并的确能促进企业公平竞争，而且也得到一些专家的大力支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商务部、外资企业和一些地方政府同时发出的另一种声音，财政部的并税主张一再溃退。
相关专家表示，近年来财政、税务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是新企业所得税法一直没有推出。统一所得税受到了部分政府部门、部分跨国公司甚至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反对。
究其原因，两税合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会否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专家高培勇认为，两税合一对跨国公司的影响肯定有，但不是最主要的。在当前的中国，之所以会有反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改革适时启动的声音，其根本的原因无非在于，吸引外资规模的增减可能牵动著相关部门的政绩，沿袭多年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格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会让相关地方失掉继续独享这种“级差地租”的机会。
因此，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改革问题上所遇到的种种难题的破解，最终取决于相关的部门和地方究竟能否跳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局限而跃升至国家利益和宏观利益的层面上考虑问题，其中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部门利益和大局利益真正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