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在香港开幕的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是近年来WTO召开的规模最大的盛会。但是，这种浮华盛景仍然难以掩盖WTO自身面临的严重危机。在11000多名与会人员之外，还引来了至少5000多名抗议活动者。
   12月18日签署的《香港宣言》，意味着多哈回合谈判艰难地向前迈出了一步，虽为多哈回合谈判提供了动力。但也使人们在充满争辩、分歧和争执的对立中，更加清楚地辨别出WTO的局限性。

发达国家的WTO

   WTO是世界上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官僚机构，它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47年成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议”(GATT)的秘书处。这个机构很特殊，以向各缔约方提供减让关税谈判的论坛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如果不再举行新的贸易谈判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
   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1995年GATT秘书处变作WTO，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机构。“乌拉圭回合”谈判，花费了8年的时间，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理论上说，WTO的“正经工作”是监督执行“乌拉圭回合”的最后协议。但这一任务对WTO来说，实际上是力所不逮。为维护其合法性，WTO极力推动新一轮贸易谈判，于是有了“多哈回合”。
   但时移势异，多边贸易谈判的方式已不合时宜。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众多发展中国家之间，关注的内容和目标远不一致。试图在短时间内，让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众多复杂的经济问题达成协议，本身就不切实际。
   近年来，许多国际贸易专家都承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达成“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已是严重失策。追根溯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员，对谈判的内容并不真正了解。许多小国根本就没有懂得WTO规则的贸易问题专家。二是几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印度、巴西等，当时都遭遇经济困难，急需获得国际经济机构的资金。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处在不利的地位。
   至于WTO规则的许多内容，其不合理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因为WTO基本上沿袭了GATT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大多是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美、欧之间“争辩”的结果。冷战时期，GATT曾增设了一些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的条款，以吸引后者，特别是东欧国家加入。但按照WTO的规则，发展中国家以往享有的优惠被取消了，实际贸易条件大幅恶化。
   WTO体制的特点是涵盖的范围更大，不再局限于关税的减让，而越来越关注各国的贸易政策、服务业和知识产权等领域。此外，WTO倾向于普遍性，要求所有成员共同遵守其规则，这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利。譬如在农业领域，WTO一方面允许发达国家补贴农业，另一方面却要求发展中国家降低农产品关税，使农业部门进一步自由化。由于外国便宜的农产品大量涌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收入锐减，生活难以为继。
   在工业品方面，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曾经有过对本国的工业实施保护的阶段。但现在的WTO规则却要求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同时，WTO还近乎苛刻地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高昂的专利费，近乎切断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的道路。
   不过，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WTO的秘书处，在2001年“多哈回合”激活时，许多议题还是被列入了议程。而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90年代东亚和拉美接连发生金融危机，与贸易条件恶化有很大关系。
   12月13日，世贸总干事拉米为在香港举行的“世贸第六次部长级会议”致辞时，用“虎穴、虎子”的比喻明确昭示了谈判的艰难和风险。
   但2003年的坎昆会议和1999年的西雅图会议留下的失败记忆，令各方都不对香港会议抱乐观态度。拉米本人也很早就表示，对香港会议持保留意见。

坎昆：戏剧化的失败

   2003年墨西哥的坎昆会议，即“世贸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举行之前的背景相当复杂。
   当时多哈日程的所有议题谈判都超过了最后期限：2002年7月，服装、纺织品、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问题、补贴问题等逾期未果；2002年12月，反倾销、知识产权问题同样没有解决；2003年3月，农业谈判逾期。
   然而就在会议召开之前却出现积极的变化，8月中旬后相继达成欧美就农业谈判模式和世贸成员公共健康两大共识。这让许多人觉得坎昆会议可能顺势取得进展，但结果却戏剧化地最终走向失败。
   最初有3000人参加盛大开幕的坎昆会议，在结束时仅由当时会议主席、墨西哥外交部长德贝兹在仅30个国家出席的非正式协商会议(也称“绿屋”会议)上宣布，“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宣言》并作出结束会议的决议。”
   这意味着坎昆会议的彻底结束。其它与会代表国非常失望，无法相信会议结束的消息，更难接受这消息是被转告的。
   新加坡议题是坎昆会议各国争论的主要焦点，正是这个议题反映了各国的巨大分歧。该议题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贸易便利化、采购、投资和竞争。发展中国家代表认为还没做好准备激活谈判，觉得应该进一步解释所有议题，但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坚持激活贸易便利化和采购的谈判。僵持到最后，大多数国家反对激活谈判。
   虽然新加坡议题看上去是直接“导火索”，但是实际深层的原因是关于农业贸易的议题，这个众多发展中国家关心的议题被忽视了，草案没有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而以欧盟和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急于想跨入新加坡议题中包括他们最关心利益的议题谈判。但以巴西和印度为首的G21国，其它32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在当时成为同盟，要求保证自己的均衡权利。
   坎昆会议上“绿屋”会议的延续做法，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从2001年多哈会议起诸多非正式协商会议，酝酿了各种版本《宣言》的起草，但这反而在一种不透明的方式下进行，因为大多代表国不能参加这些起草过程。实质是这些草案常常反映超级大国的观点，因此缺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来自加勒比某国部长当时质疑：“这是什么组织？它属于谁？谁起草文件？谁指派他们？为什么浪费我们如此多的时间协商，却发现草案中根本没有表明我们的观点？”
   这是大多数与会国家共同的问题，各方连起码的草案如何起草、谁起草都不知道，因此也就无法对草案达成信任。坎昆会议因此最终失败。

西雅图：游行者的胜利

   1999年，世贸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多雨的城市西雅图举行。而东道国美国提出的一项议题首先就使与会各国炸开了雷。在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提出将劳工标准纳入新一轮谈判议程，并首次表示要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
   事实上，据1996年世贸组织新加坡部长会议的决定，劳工问题应由国际劳工组织去解决，不该列入新一轮谈判的议程。因此泰国、印度、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不被尊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用劳工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只会干扰正常的贸易发展。
   其实不止美国，很多发达国家多年来一直要把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最后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互不相让，因此无法继续磋商。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由于要争夺全球化市场的利益，也互不相让。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涉及农业、反倾销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严重，都不愿作出让步，这也是导致西雅图会议磋商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从西雅图举行的第一天起，就有逾5万名示威游行者包围了会议地，抗议全球贸易自由化。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第四天会议结束。当西雅图宣告失败后，西雅图市街道上传出示威者的欢呼声，他们声称自己是这次会议的“胜利者”，并高唱“世贸会谈已死！”的口号。
   这些游行示威让西雅图会议陷入困境，连会议开幕典礼都取消了。
   当时舆论称西雅图会议是世贸组织二十年来遇到的最严重挫折。其目标协议在为下世纪全球贸易体系建立规范与秩序方面没有丝毫进展。
   美国《约纽时报》当时评论称，西雅图部长级会议完全失败。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未能按惯例成功游说各国就全球市场开放问题展开新一轮的部长级会谈，也标志了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执政七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外交和贸易政策挫败。

香港会议举步维艰

   在持续六天的激烈“争吵”后，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六届部长级会议终于向世人交出答卷，12月18日签署的《香港宣言》，意味着多哈回合谈判艰难地向前迈出了一步，并为多哈回合谈判提供了动力。
   在会议结束前的最后一刻，欧盟最终承诺在2013年取消所有农产品出口补贴。至此，在香港会议最核心、最具分歧、也最受关注的农业问题上，终于有所成果。
   同时，WTO各成员同意，在2008年向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提供“双免”(免关税、免配额)的市场准入。发达国家在明年将取消棉产品出口补贴。
   各方在农业问题上的僵持，直接“牵动”着香港会议的进展，被认为是会议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美、欧在农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顽固”，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面对众多指责，美、欧在此间上演了一场“口水战”，把谈判缺乏进展的责任，直接归咎于对方。这也使此次香港会议，从一开始就一直不被看好。
   观察者认为，多哈回合谈判，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过程。谈判的进程，最终取决于各方在本国内的回旋空间。回旋余地大，协议就容易达成，容易被接受。反之，就会困难重重。
   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因减少或取消补贴、开放市场而带来的困难，发达国家完全有能力消化。相反，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却缺乏与发达国家抗衡的筹码。这也就不难理解，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强硬”。
   发达国家每年的农业补贴达到了3千亿美元，其中以欧盟和美国为最。3千亿美元，超过了很多国家的GDP总量。发展中国家根本就没有财力，去跟发达国家进行“补贴竞赛”。
   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此次香港会议农业谈判再不能获得进展，多哈回合将面临崩盘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贸易成本的增加，会使世界贸易出现萎缩。届时，发展中国家将蒙受损失，发达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
   正因为如此，尽管分歧很大，为了不使谈判破裂，WTO各成员还是积极参加谈判。在六天的会期里，凌晨四、五点才走出谈判室，成了一些主要国家代表的家常饭。为了尽最大努力“拯救”多哈回合，香港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行程，更一再被顺延，直至深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能指望自己，在所有领域里“通吃”。有所予，才能有所取，妥协是发展的润滑剂。
   香港会议最终能够达成多项共识，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农产品问题上订下取消出口补贴的时间表，应该说基本达到了“取得尽量多的实质性进展的预期目标”，特别是维持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势头，给人留下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