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18日在莫斯科接受中外媒体联合采访时强调，同舟共济、联合自强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正确途径。与此同时，本报华盛顿特派记者近日获得的消息表明，中国积极参与的另一个多边磋商机制——中美日三边对话也渐行渐近。
“三边对话的起始级别很难太高。但有一个框架来稳定三国关系，是能够实现共赢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这样评价筹备中的中美日三边对话。
日本共同社在6月5日首先披露，中美日三国外交部将于7月在华盛顿举行首次三边对话。据共同社援引消息源透露，日本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长别所浩郎，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斯洛特及中国外交部的司局级官员预计将出席此次对话。
截至记者发稿，中国未对此消息做出官方回应，美国国务院也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尚无法确认此次会议是否会召开。
不过，本报华盛顿特派记者近日从美方了解的信息印证了日方说法的一些基本内容。美国多位政府智囊向本报证实，中美日三边对话层级略低，将由三国外交部中层人员主导，美方代表正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斯洛特。
当天，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副总裁、前总统亚洲事务顾问包道格和布鲁金斯学院东亚事务专家卜睿哲，两位参与三边对话前期准备工作的专家也从美国角度向本报记者详细解读了对话的内容和意义。
三边对话或自气候合作破题
包道格和卜睿哲透露，三边对话的主题将包括气候变化中的技术合作、人道援助和海事安全。他们介绍说，对话将每年举行一次，由三国轮流做东，下一次对话的举办地尚未确认。
目前中美日三方对这个三边对话都没有成功的把握。不过，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甲型H1N1流感等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倒是为三边对话提供了一些适合起手的议题。
包道格介绍说，美方选择将气候变化，尤其是其中的技术转让部分，列为首要话题。“这是一个最容易入手的话题”，中美日三方在气候变化上共同利益最多，前期的投入也最多。
三方对话将不会替代三国间已有的有关气候变化对话，包道格补充说，“已有的对话聚焦在减排机制等政策性问题上，三方对话将着重讨论技术合作。”
中美日三方对话当前仍处于试水阶段。
包道格说：“对话在开始阶段是一种尝试。我们先从气候变化谈起，然后看它未来是否有可能扩展到更多议题上去。”沈丁立也肯定了这一“先易后难”的议程安排。
三边对话的美国政界动力
三边对话并非凭空产生。据记者了解，中美日在过去十年间举行了多轮主要由学者参加的非正式三边对话。参与者中包括了现任美国白宫安全事务顾问贝德、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日本东京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田中明彦等对三国亚太政策有影响力的人士。
美方对话代表斯洛特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就公开主张美国为了本国利益加强美中日三边合作。
她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一文中写到，美国的亚太政策需要“借助中美日三方合作，东北亚在六方会谈基础上的合作，以及东盟论坛和东亚峰会。”
该论文的合著者中，有一半先后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招至麾下，予以重任。这些人是，国务院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斯洛特、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政部长Lael Brainard和美国驻北约大使Ivo H. Daalder。这使得加强中美日三边合作成为了美国新内阁的新思潮。
“一篇论文的作者集中进入内阁的现象并不奇怪。他们没有进入政府时，就酝酿政策立场，有朝一日被总统起用，就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包道格说。他自己就曾担任里根和老布什总统的亚洲事务顾问。
三边对话难以改变东亚格局
6月10日，负责美国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恰巧在参议院出席任命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坎贝尔表示支持中美日加强三边合作。他特别强调，“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并希望中国对世界承担更大责任。
近二三十年来，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中美日三方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有共同利益。冷战以来，美国的亚太政策一直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更是深刻调整了中、美、日之间的力量平衡。
在这一情势下，沈丁立教授评述道，“美国如果不抢先和中国发展，一定有其他发达国家抢先。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美国只能同中国合作、共赢。”
当然，美国并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的发展导致美日同盟的瓦解。坎贝尔在当天的听证会上强调：“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石”。
出于平衡美日、美中关系的目的，卜睿哲认为，美国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借助美日同盟来与中国合作。他说：“美日同盟在21世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充当(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桥梁。”美国此次正式决定启动中美日三边对话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包道格更是认为，“中美日三边对话将不会改变东亚力量格局，”“这个对话的美方主持人是美外交部政策计划处，(级别不够高)。”
来源：21世纪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