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民
我的“英雄情结”再一次被激发出来，帮大军母亲详细地分析了各种利弊，看来不论是天时还是地利还是人和都还得继续请那位律师，大军母亲答应第二天马上将剩余的律师费汇过来。次日早晨我怀著侥幸的心理找到了其中一位厨师，请他看在同胞的份儿上原谅大军他们，能不能撤诉……，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我：“想要和解，早干嘛去了？要和解也得律师来谈，弄个不知深浅的前辈来谈，还威胁我们，不和！”我哑然，也没有将厨师的话告诉大军的母亲，既然解决不了问题，又何必火上浇油呢。
几天后，大军的律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收到了大军母亲汇来的律师费，大军母亲还多给汇来了10万日币，让我告诉大军母亲他一定会尽力而为。并要我下周再去一次他的事务所，商量一些证词的细节。
当我再一次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时，我第一个感觉便是这位律师的态度由原先的矜持变得热情了，当我们探讨完证词的细节后，他说，王桑，依你们的协力，大军有可能减刑到两年。据此，你可以向大军的母亲申请5万日币左右的协力费（或叫劳务费）。我没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是为了钱才帮大军的，只是觉得六年的判决太不公平了。”他再一次透过镜片看了我几秒，那脸上的表情分明写著：哪来了这样一个傻子！但马上改口说：“那好，我帮你申请交通费”。
在等待审判的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的电话到了晚上8点几乎成了大军母亲的热线。她不停的向我哭诉心中的不平，我也只有不断地重复著安慰她的话，交谈中我了解到，大军是家里的长孙，由于经济条件好，大军即使来日留学也从未打过工，费用都是由中国汇来的，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是极其少见的。待她的情绪有些平复、我和她也渐渐变得熟悉之后，有一天，我斗胆向她说到：“有些话，我一直想说，1、你们把大军送出国太早了，还不满18岁，就算念了两年语言学校，也还不到20岁。2、大军从未受过委屈，还不懂得忍字的重要，这一下把近二十年的委屈都受回来了。”她没有反驳我，也许认同了我的说法。
受大军母亲的委托，我顶著骄阳，不停的往返于警察署与看守所之间，从藏前警察署到万世桥警察署看守所，大军母亲搜索她记忆中每一件带给大军的“贵重物品”，要我带到看守所去交给大军，看守所不能放得下太多物品，我又不得不将它们带回来再放到仓库里。几次折腾下来，我也感到大军母亲有些过分，连打清扫的大哥也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操著天津口音说我：“你可不能就这样由著大军他妈，她当看守所是寮么？”
其中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大军的成长。从警察署到看守所，我每一次见到大军都能感受到他的变化！透过可视窗，他一见我便会泪流满面，并连连说自己在这里很好，他已写信给母亲，让她不要挂念，也不要总是麻烦王姨来看自己。他还关心另一名被拘留的室友，当我告诉他，已经请了有经验的配有中国人翻译的律师，估计下一个拘留期内可以出来时，大军显得很高兴。
每次回来的路上，我心里都会一扫去时的阴郁，变得明朗起来。我知道，这是大军带给我的。
大军以惊人的速度成熟起来，其中的艰辛与残酷也许只有大军自己最能体会得到！
与此同时，大军还收获著另一个巨大成果，那就是同样突飞猛进的日本语，他和我隔著可视窗的日本语对话，已由刚开始时的磕磕巴巴，变得非常流利起来！
2007年8月23日，这是一个我难忘的日子。地下铁霞关站A1出口，东京第一审判厅409号法庭，上午十点开始了对大军的审判。
大军被剪光了头发，虽然外面已是炎热的夏季，但大军还穿著深红色的长袖T恤衫，深蓝色的运动长裤，白色运动鞋。他的双手被一条经过腰间的细绳反绑在背后，经过证人席时，他看见了我，眼里立刻涌出了泪花，并任凭它们淌落在衣襟上……，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强烈地抖动了一下，强忍下了涌出的泪水，此时，如果法庭容许拍照，我真想把它拍摄下来，留给我们会馆和我的同胞们作为永久的纪念！
大军的律师根据我们的证词重新写好了辩护书，强调了是两个厨师酗酒闹事在先，更强调了其中一个厨师的“酒乱”行为，（即俗称“耍酒疯”）。鉴于是被害人惹事在先，大军是初犯，虽然持械伤人和拿5千日币构成强抢罪，但是法庭合议后，决定将大军原来的六年徒刑改为一年十个月。
作为原告的两个厨师没有出庭，帮他们起草起诉书的警察也没有出庭，原告席上从一开始就空无一人，当然也就不会对判决有任何的异议，判决立即生效了。
大军向我深深鞠了一个躬后被带走了，审判官们也走了，当法律系的旁听生们也走光了之后，我站起了身。
回望法庭，我感慨道：酗酒滋事的厨师，窝里斗的同胞和即将锒铛入狱的大学生；被狠揍了一顿的厨师，大军母亲的60万日币律师费和没有原告出席的判决；一地鸡毛！
在下楼的电梯里，我遇到了审判大军的法庭指定的中国语司法翻译李桑，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以后有事再联系，”又马上补充了一句：“最好不是今天这样的事。”他苦笑了一下，接著说：“一会儿还有一个审判，两个女的，住在同一个房间，就为一点儿日常琐事，打到了警察那儿，又打到了法庭。谁让著一点儿就解决了的事，唉，真不知道都是怎么想的。”身为司法翻译的李桑，在刻苦学习考取资格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将来会为这些因芝麻蒜皮儿的小事闹到东京法庭上来的同胞当翻译吧。
坐在回来的地铁里，我想起了古代曹植的一首诗：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法庭宣判后不久，大军被转送到了位于东京都葛饰区小菅的东京拘留所，也就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经被关押的地方。这里的条件相对好一些，可以送书、也可以在一楼小卖店买一些食品通过专用渠道送到里面。虽然食品种类有限，但是可以打一下牙祭，我每次都会选不同的食品，想让大军换一下口味。
大约两个月后，大军被送到了长崎的一所监狱服刑。大军来信说是类似于缝纫工厂，每天踩缝纫机，因为大军有180CM以上的个头，每天工作结束后，会腰酸背疼，但是可以忍耐等等。
因长崎距东京较远，我没有去看过大军，但是一直和大军保持通信，2007年10月我受大军母亲委托，通过邮局给大军汇去了15万日币，以备他回国购买机票之用。
2007年12月31日，我接到了大军由国内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因为表现好，被提前释放，他现在刚刚下飞机，心情很激动，还没有跟家里联络，准备修剪一下头发后再回家，想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父母的面前……
从2004年春到2007年底，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大军由一个父母羽翼庇护下长大的未满18岁的涉世不深的孩子成长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理解他人的成熟青年，其中的艰辛与残酷是他人所无法体会的。大军的东瀛留学之路所经历的人生是每个留学生及留学生的父母都不应和不愿看到的。
直到现在，每逢节假日，我都会接到大军由国内打来的问候电话，他非常真诚的邀请我回国时一定去他家，说他母亲也非常想见我。但由于我的故乡与他家有几个小时的路程，而我又总是来去匆匆，至今未能与大军及大军的母亲见面，但我与大军约定，他结婚的时候，我一定会专门回去祝贺。
话说大军的另一名室友大学生，虽然当时聘请了有经验的律师得以免受牢狱之灾，但是在两年后的签证更新时，还是受到了影响，不得不中断了两年的学业被迫回国。
由此，我们怕极了酒，时值今日，两张【禁酒】的醒目的塑封大字仍贴在大厅的餐桌上。每当又有饮酒新人出现时，我都会观察，是属于酒后睡觉型还是酒后闹事型？发现苗头立即请走，我们不想招惹这些酒懵子，我们的孩子的青春也不能搭在酒里！
我的“英雄情结”再一次被激发出来，帮大军母亲详细地分析了各种利弊，看来不论是天时还是地利还是人和都还得继续请那位律师，大军母亲答应第二天马上将剩余的律师费汇过来。次日早晨我怀著侥幸的心理找到了其中一位厨师，请他看在同胞的份儿上原谅大军他们，能不能撤诉……，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我：“想要和解，早干嘛去了？要和解也得律师来谈，弄个不知深浅的前辈来谈，还威胁我们，不和！”我哑然，也没有将厨师的话告诉大军的母亲，既然解决不了问题，又何必火上浇油呢。
几天后，大军的律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收到了大军母亲汇来的律师费，大军母亲还多给汇来了10万日币，让我告诉大军母亲他一定会尽力而为。并要我下周再去一次他的事务所，商量一些证词的细节。
当我再一次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时，我第一个感觉便是这位律师的态度由原先的矜持变得热情了，当我们探讨完证词的细节后，他说，王桑，依你们的协力，大军有可能减刑到两年。据此，你可以向大军的母亲申请5万日币左右的协力费（或叫劳务费）。我没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是为了钱才帮大军的，只是觉得六年的判决太不公平了。”他再一次透过镜片看了我几秒，那脸上的表情分明写著：哪来了这样一个傻子！但马上改口说：“那好，我帮你申请交通费”。
在等待审判的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的电话到了晚上8点几乎成了大军母亲的热线。她不停的向我哭诉心中的不平，我也只有不断地重复著安慰她的话，交谈中我了解到，大军是家里的长孙，由于经济条件好，大军即使来日留学也从未打过工，费用都是由中国汇来的，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是极其少见的。待她的情绪有些平复、我和她也渐渐变得熟悉之后，有一天，我斗胆向她说到：“有些话，我一直想说，1、你们把大军送出国太早了，还不满18岁，就算念了两年语言学校，也还不到20岁。2、大军从未受过委屈，还不懂得忍字的重要，这一下把近二十年的委屈都受回来了。”她没有反驳我，也许认同了我的说法。
受大军母亲的委托，我顶著骄阳，不停的往返于警察署与看守所之间，从藏前警察署到万世桥警察署看守所，大军母亲搜索她记忆中每一件带给大军的“贵重物品”，要我带到看守所去交给大军，看守所不能放得下太多物品，我又不得不将它们带回来再放到仓库里。几次折腾下来，我也感到大军母亲有些过分，连打清扫的大哥也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操著天津口音说我：“你可不能就这样由著大军他妈，她当看守所是寮么？”
其中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大军的成长。从警察署到看守所，我每一次见到大军都能感受到他的变化！透过可视窗，他一见我便会泪流满面，并连连说自己在这里很好，他已写信给母亲，让她不要挂念，也不要总是麻烦王姨来看自己。他还关心另一名被拘留的室友，当我告诉他，已经请了有经验的配有中国人翻译的律师，估计下一个拘留期内可以出来时，大军显得很高兴。
每次回来的路上，我心里都会一扫去时的阴郁，变得明朗起来。我知道，这是大军带给我的。
大军以惊人的速度成熟起来，其中的艰辛与残酷也许只有大军自己最能体会得到！
与此同时，大军还收获著另一个巨大成果，那就是同样突飞猛进的日本语，他和我隔著可视窗的日本语对话，已由刚开始时的磕磕巴巴，变得非常流利起来！
2007年8月23日，这是一个我难忘的日子。地下铁霞关站A1出口，东京第一审判厅409号法庭，上午十点开始了对大军的审判。
大军被剪光了头发，虽然外面已是炎热的夏季，但大军还穿著深红色的长袖T恤衫，深蓝色的运动长裤，白色运动鞋。他的双手被一条经过腰间的细绳反绑在背后，经过证人席时，他看见了我，眼里立刻涌出了泪花，并任凭它们淌落在衣襟上……，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强烈地抖动了一下，强忍下了涌出的泪水，此时，如果法庭容许拍照，我真想把它拍摄下来，留给我们会馆和我的同胞们作为永久的纪念！
大军的律师根据我们的证词重新写好了辩护书，强调了是两个厨师酗酒闹事在先，更强调了其中一个厨师的“酒乱”行为，（即俗称“耍酒疯”）。鉴于是被害人惹事在先，大军是初犯，虽然持械伤人和拿5千日币构成强抢罪，但是法庭合议后，决定将大军原来的六年徒刑改为一年十个月。
作为原告的两个厨师没有出庭，帮他们起草起诉书的警察也没有出庭，原告席上从一开始就空无一人，当然也就不会对判决有任何的异议，判决立即生效了。
大军向我深深鞠了一个躬后被带走了，审判官们也走了，当法律系的旁听生们也走光了之后，我站起了身。
回望法庭，我感慨道：酗酒滋事的厨师，窝里斗的同胞和即将锒铛入狱的大学生；被狠揍了一顿的厨师，大军母亲的60万日币律师费和没有原告出席的判决；一地鸡毛！
在下楼的电梯里，我遇到了审判大军的法庭指定的中国语司法翻译李桑，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以后有事再联系，”又马上补充了一句：“最好不是今天这样的事。”他苦笑了一下，接著说：“一会儿还有一个审判，两个女的，住在同一个房间，就为一点儿日常琐事，打到了警察那儿，又打到了法庭。谁让著一点儿就解决了的事，唉，真不知道都是怎么想的。”身为司法翻译的李桑，在刻苦学习考取资格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将来会为这些因芝麻蒜皮儿的小事闹到东京法庭上来的同胞当翻译吧。
坐在回来的地铁里，我想起了古代曹植的一首诗：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法庭宣判后不久，大军被转送到了位于东京都葛饰区小菅的东京拘留所，也就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经被关押的地方。这里的条件相对好一些，可以送书、也可以在一楼小卖店买一些食品通过专用渠道送到里面。虽然食品种类有限，但是可以打一下牙祭，我每次都会选不同的食品，想让大军换一下口味。
大约两个月后，大军被送到了长崎的一所监狱服刑。大军来信说是类似于缝纫工厂，每天踩缝纫机，因为大军有180CM以上的个头，每天工作结束后，会腰酸背疼，但是可以忍耐等等。
因长崎距东京较远，我没有去看过大军，但是一直和大军保持通信，2007年10月我受大军母亲委托，通过邮局给大军汇去了15万日币，以备他回国购买机票之用。
2007年12月31日，我接到了大军由国内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因为表现好，被提前释放，他现在刚刚下飞机，心情很激动，还没有跟家里联络，准备修剪一下头发后再回家，想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父母的面前……
从2004年春到2007年底，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大军由一个父母羽翼庇护下长大的未满18岁的涉世不深的孩子成长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理解他人的成熟青年，其中的艰辛与残酷是他人所无法体会的。大军的东瀛留学之路所经历的人生是每个留学生及留学生的父母都不应和不愿看到的。
直到现在，每逢节假日，我都会接到大军由国内打来的问候电话，他非常真诚的邀请我回国时一定去他家，说他母亲也非常想见我。但由于我的故乡与他家有几个小时的路程，而我又总是来去匆匆，至今未能与大军及大军的母亲见面，但我与大军约定，他结婚的时候，我一定会专门回去祝贺。
话说大军的另一名室友大学生，虽然当时聘请了有经验的律师得以免受牢狱之灾，但是在两年后的签证更新时，还是受到了影响，不得不中断了两年的学业被迫回国。
由此，我们怕极了酒，时值今日，两张【禁酒】的醒目的塑封大字仍贴在大厅的餐桌上。每当又有饮酒新人出现时，我都会观察，是属于酒后睡觉型还是酒后闹事型？发现苗头立即请走，我们不想招惹这些酒懵子，我们的孩子的青春也不能搭在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