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石

李小牧，一个生活在东京的边缘客，为了生存，混迹于歌舞伎町长达21年。以前周旋于东京新宿歌舞伎町黑白两道之间，左手是警察朋友，右手是黑道哥儿们，而现在成了著名作家，高级餐厅老板，和东京都知事对话，在电视节目里现身。他代表著一道复杂多彩，神秘丰富，刚柔并济，穷通自如的华人风景线，也是日本传媒追踪的一个热点。

今年2月，以《歌舞伎町案内人》蜚声日本文坛的李小牧的第16本书《歌舞伎町案内人的恋》将由日本河出书房出版。

李小牧对《中文导报》记者说:我这本书写了三年，而在前面的5年里面我出了那么多的书，那只能说是高产作家，但不是高质量的作家。我认为这本书是高质量的，这本书主要是写我从13岁开始，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性开始，一直到我第六次结婚生小孩为止的内容，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我这个“恋”中，既有和所有女人的恋，也有工作中的恋，也有和朋友的恋，和儿子的恋。所谓“恋”，不单纯是一个男女关系，这本书举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女人的例子，他们和我周围的人物构成了我的恋。

李小牧在最近5年中还和其他的作家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上撰写专栏，他说:我写这个专栏已经5年了，一般的专栏两年或三年就结束了，而我们这个专栏能持续5年，说明还是有读者的。我们这个专栏的内容有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包，但是我每次都以歌舞伎町为切入点。他们一定要把我写为“作家”，我说我不是作家，就是写为作家，也一定要写上我是“歌舞伎町案内人”，这可能是我的特色，我的品牌，总之这是最适合我的一个名称。

在日本，有的作家把歌舞伎町，特别是歌舞伎町的中国人的社会写成堕落、黑暗和犯罪的渊薮，而李小牧对此却很愤怒。驰星周是一位日本作家，他的小说《不夜城》由于描写歌舞伎町中的“中国人黑社会”而走红日本文坛，也一度被拍成电影，而李小牧指出，驰星周的《不夜城》是诬蔑中国人的作品，根本没有现实性，是面向不了解中国人社会的日本人故意把中国人写坏。他所写的歌舞伎町根本就不真实，歌舞伎町也不是中国黑社会的天下，而是30多万歌舞伎町的居民的街道。

李小牧对歌舞伎町是充满爱的，他认为这个遭受一些人白眼的地方，其实是最富有人性的存在，在李小牧的作品中，就是那些黑道人物，也有藏在内心深处的人性的闪光。鲁迅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李小牧的文学也闪现出他如此的慧眼。

他对《中文导报》记者说:我觉得我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一个“歌舞伎町案内人”。我作为一个“歌舞伎町案内人”，并不是完全介绍这里的性产业，而是介绍歌舞伎町的更加人性化的东西。歌舞伎町代表了日本低层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人物都有，什么国家的人都有，它的内涵比较大，也比较丰富。无论从中国人来看也好，还是日本人来看也好，包括日本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一提到歌舞伎町就觉得是一种性风俗的场所，用白眼看。但是我是不会用白眼来看歌舞伎町的，所以才在这里呆了21年。我希望利用自己所力所能及的力量把歌舞伎町宣传出去。所以无论是歌舞伎町的街道委员会也好，新宿区也好，东京都也好，有什么活动我都是要参加的，包括维持治安、捡烟头、搞卫生等等，所以NHK会来报道我。如果我单纯只是一个介绍性风俗的皮条客的话，谁也不会来找我。我觉得我以皮条客为切入点，所介绍的是歌舞伎町更富有人性化的地方，歌舞伎町这条街，是可以满足人的三大欲望的地方，也就是物欲、食欲、性欲，这是人的三个最大的基本欲望，这个街能满足人们这三大欲望，难道这不是很人性的吗？这是人最需要的东西，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扔掉。

对李小牧来说，歌舞伎町是痛，是苦，更是恋和情，他能在那灯红酒绿中看到出污泥而不染的清纯，在冷色虹霓中看到温馨柔情——不是爱屋及乌，而是刻心铭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