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参展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影片《可可西里》可以说是对国内国产大片奢靡之风盛行的沉重一击。这部没有任何明星阵容，不带任何计算机特技，不进行作秀造势、媒体炒作的影片，用极度冷静的镜头语言和十分现实的表现手法，给观众带来了一种直面事实的震撼，这震撼中带着沉痛、冲撞、郁闷，像在每一个有良心的观众心上剐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疼痛之间犹感现实的寒光凌厉。也许这就是《可可西里》的魅力，以及东京电影节期间它让所有观众都静默的力量。
10月27日，记者在六本木学院大厦的49楼见到了《可可西里》的导演陆川。从外表上看，他文弱秀气的形象与影片《可可西里》的苍劲广漠的印象完全搭不上边。他坐在白色的沙发上，黑色的外套，苍白的脸色，还有疲惫的笑容。他说，这几天，他一直在接受记者的采访，回答了无数的提问，但为了让境外观众了解《可可西里》，他觉得这份辛苦是值得的。在薄薄的镜片后，他的眼神是坚韧和沉静的，还有一丝与他年龄不太相符的固执和淡淡的孤独。
“ 这部片子源于我的一次感动。”陆川这样说。“3年前，我在北京看了一篇有关可可西里巡山队员的通讯报道，巡山队员的意志感染了我，我想，我一定要用电影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于是，我开始收集材料，起草剧本。”厚厚的一摞材料，堆在陆川面前。翻阅以后，陆川感觉无从入手。“ 那些材料完全是好人好事，我不要拍好人好事，更不想为英雄立传，我想通过巡山队员的故事，告诉观众一个真实，这真实是带着批判性的，而不是简单的颂扬。”
剧本，陆川写了二稿。第一稿中采用了不少具有冲击性的情节冲突，但是当他与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转了20多天后，他决定放弃第一稿：“我发现藏民的生活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回事，藏民的表情很少，他们的感情是深埋在心里的。我跟着他们去巡山，我发现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行走，所有的故事在他们近乎是冷峻的目光中。和我所见的一切相比，那些廉价的故事情节是浅薄无力的，无足轻重的。”陆川说完这些话，停顿了一下，他的目光中忽然流露出一种渗杂着凌厉和温情的复杂内容，我想他一定是想起了那块空气稀薄的广漠荒原。
可可西里，青藏高原最后一块原始荒原，平均海拔4700米，空气中的含氧率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陆川称，他至今回想起在可可西里的日子，依然像感觉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噩梦：“我想，我不会再去那里。”他称自己去过可可西里海拔最高的地方，心脏像被巨物压迫着，无法喘息，头重得像塞满了石头：“当时只是想到死。”可可西里是一片可怕的荒漠，高山反应每天都威胁着剧组人员。在《可可西里》拍摄现场天天都会有事情发生，“ 不是某人身体吃不消，倒下去了，就是谁受不了这种艰难，中途退场……“ 这些事情每天都困扰着我，使我焦头烂额，应顾不暇。开拍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部很难拍的电影，但是没有想到会那样难拍。拍摄进度十分缓慢，完全超出我的预想。在整部戏的拍摄制作过程中，我一直处于一种孤独，而且不止一次地堕入彻底的绝望。剧组的人员从108人减少到60多人，有的病了，有的走了，幸好所有的演员都坚持了下来。”
在无限苍凉萧瑟的荒原上，一群人在为一部毫不张扬的影片承受着生存的考验，不图什么，只求记录下每一个冷峻的细节，每一份沉重的真实。“片中有一场追逐盗猎者的戏，是在楚马尔河拍摄的，当时的气温是零下17度，演员们就在这样的冷河里奔跑着，他们的脸色骤变和呼吸困难，可以说并不是演出来，至少有50%以上是真实的。”从高原上回家，可可西里给剧组的所有人员都留下了一辈子抹不去的痕迹──后遗症──有的人得了心脏病，有的人得了肺病，而陆川则掉了不少头发，随身要携带速效救心丸。陆川说：“这是表现艺术的代价，也是传达真实的代价。”可可西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只有真正走过那里的人才能体会到。
在东京电影节，陆川获得太多的好评，得到了太多的恭维，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昏头转向，反而更加沉静。他说：“ 我告诉自己面对掌声，必须冷静，越是好评如潮，越应该看清自己。”在电影节期间，陆川看了不少海外影片，他认为只有通过对各种影片的鉴赏才能获得对自己有用的养分，也能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距！
10月27日，记者在六本木学院大厦的49楼见到了《可可西里》的导演陆川。从外表上看，他文弱秀气的形象与影片《可可西里》的苍劲广漠的印象完全搭不上边。他坐在白色的沙发上，黑色的外套，苍白的脸色，还有疲惫的笑容。他说，这几天，他一直在接受记者的采访，回答了无数的提问，但为了让境外观众了解《可可西里》，他觉得这份辛苦是值得的。在薄薄的镜片后，他的眼神是坚韧和沉静的，还有一丝与他年龄不太相符的固执和淡淡的孤独。
“ 这部片子源于我的一次感动。”陆川这样说。“3年前，我在北京看了一篇有关可可西里巡山队员的通讯报道，巡山队员的意志感染了我，我想，我一定要用电影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于是，我开始收集材料，起草剧本。”厚厚的一摞材料，堆在陆川面前。翻阅以后，陆川感觉无从入手。“ 那些材料完全是好人好事，我不要拍好人好事，更不想为英雄立传，我想通过巡山队员的故事，告诉观众一个真实，这真实是带着批判性的，而不是简单的颂扬。”
剧本，陆川写了二稿。第一稿中采用了不少具有冲击性的情节冲突，但是当他与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转了20多天后，他决定放弃第一稿：“我发现藏民的生活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回事，藏民的表情很少，他们的感情是深埋在心里的。我跟着他们去巡山，我发现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行走，所有的故事在他们近乎是冷峻的目光中。和我所见的一切相比，那些廉价的故事情节是浅薄无力的，无足轻重的。”陆川说完这些话，停顿了一下，他的目光中忽然流露出一种渗杂着凌厉和温情的复杂内容，我想他一定是想起了那块空气稀薄的广漠荒原。
可可西里，青藏高原最后一块原始荒原，平均海拔4700米，空气中的含氧率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陆川称，他至今回想起在可可西里的日子，依然像感觉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噩梦：“我想，我不会再去那里。”他称自己去过可可西里海拔最高的地方，心脏像被巨物压迫着，无法喘息，头重得像塞满了石头：“当时只是想到死。”可可西里是一片可怕的荒漠，高山反应每天都威胁着剧组人员。在《可可西里》拍摄现场天天都会有事情发生，“ 不是某人身体吃不消，倒下去了，就是谁受不了这种艰难，中途退场……“ 这些事情每天都困扰着我，使我焦头烂额，应顾不暇。开拍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部很难拍的电影，但是没有想到会那样难拍。拍摄进度十分缓慢，完全超出我的预想。在整部戏的拍摄制作过程中，我一直处于一种孤独，而且不止一次地堕入彻底的绝望。剧组的人员从108人减少到60多人，有的病了，有的走了，幸好所有的演员都坚持了下来。”
在无限苍凉萧瑟的荒原上，一群人在为一部毫不张扬的影片承受着生存的考验，不图什么，只求记录下每一个冷峻的细节，每一份沉重的真实。“片中有一场追逐盗猎者的戏，是在楚马尔河拍摄的，当时的气温是零下17度，演员们就在这样的冷河里奔跑着，他们的脸色骤变和呼吸困难，可以说并不是演出来，至少有50%以上是真实的。”从高原上回家，可可西里给剧组的所有人员都留下了一辈子抹不去的痕迹──后遗症──有的人得了心脏病，有的人得了肺病，而陆川则掉了不少头发，随身要携带速效救心丸。陆川说：“这是表现艺术的代价，也是传达真实的代价。”可可西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只有真正走过那里的人才能体会到。
在东京电影节，陆川获得太多的好评，得到了太多的恭维，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昏头转向，反而更加沉静。他说：“ 我告诉自己面对掌声，必须冷静，越是好评如潮，越应该看清自己。”在电影节期间，陆川看了不少海外影片，他认为只有通过对各种影片的鉴赏才能获得对自己有用的养分，也能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