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文凯
(接上期)
五、成立向阳社开拓日中工业技术交流
早在主持《大地报》工作期间，韩庆愈就在1965年10月增设了编辑出版部，为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工业展览会编印技术说明书、产品介绍、产品目录等。韩庆愈于50年代初在东京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已靠笔译解决了全部生活费用，比如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时，该会与中方的联络文件，都由韩庆愈译成中文，所以有关工业技术的翻译交流是韩庆愈的老本行。
在60年代后期，韩庆愈通过出版活动，逐步解决《大地报》的资金缺口，实现了转亏为盈。1968年12月，大地报社出版了首部《日本工业产品总览》（69年版），向中国全面介绍日本制造企业和贸易公司的情况，通过自力更生盈利1200万日元。1967年9月，韩庆愈主持创办了以刊登技术论文和新产品介绍为主的杂志《日本工业技术》，这本杂志得到了中方支持。应韩庆愈之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南汉宸亲自题辞“介绍中日两国新的进出口产品和技术交流事业，有利于中日贸易不断发展和促进”，他还为杂志题写了刊名。
1969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大地报》被迫停刊。经过协议，全体员工同意把退休金作为资金，转制成立了新的株式会社向阳社，韩庆愈出任社长。向阳社承接了原大地报社的翻译、出版、广告、服务诸业务，继续在日本代销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向阳社成立后，韩庆愈等耗时一年半，集中精力编写了《日中机械电气工业辞典》(中文目录)，于1972年10月1日正式出版。中日两国在9月29日正式恢复邦交关系的消息传来，这部巨型目录成为向阳社献给邦交正常化的最好礼物。
韩庆愈成立向阳社后，把出版事业做上了轨道，但他内心仍然想著媒体。韩庆愈把自己的苦恼告诉老朋友、中国驻日大使馆文化参赞陈抗。陈抗告诉他不要再搞意识形态了，否则还要出问体，还是埋头搞工业技术为好。此后，韩庆愈和向阳社安心从事中日工业交流和技术介绍，成为这一领域较早的开拓者和有数的权威。比如，向阳社出版了《日本工业技术》（双月刊），后改名为《现代日本》，一直坚持发行到1985年；向阳社也出版了向日本企业介绍中国工业技术状况的活页周刊《中国工业新闻》，持续到80年代；向阳社还编译了当时从事日中贸易必不可少的“电码本”，为日中数字电报通讯做出了贡献。1972年中日复交前夕，孙平化率上海歌舞团首次来日演出，也由向阳社承担了门票、演出介绍的印刷业务，至今记忆深刻。
六、致力创办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
韩庆愈长年与日本经济界、工业部门、技术行业打交道，他在日本的人脉日益广泛，也获得了众多支持。在1978年，韩庆愈萌发了设立日中工业技术文化中心的念头，并申请成立社团法人，当时，有朋友介绍韩庆愈找田中角荣，田中把他介绍给了通产省。由于通产省属下已成立有财团法人日中经济协会，所以这项申请被搁置了4年。
1979年，日中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协定。日本与台湾断绝了官方渠道的科技交流，只在科技厅属下设立了一个民间的对台交流窗口。为了取得平衡，科技厅需要再设立一个对中交流窗口，机会降临到了韩庆愈头上。科技厅对韩庆愈上报的“ 日中工业技术文化中心”提出两个建议：1、希望把“工业”改为“科技”；2、希望去掉“文化”两字。韩庆愈同意了第一项修改建议，并认为“文化”是一个广义的宽泛概念，也包括工业技术和科学技术交流，应当保留。于是在1982年，从属于科技厅的“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正式获得“社团法人”资格，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日中交流机构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推动行政改革，实行省厅合并，科技厅与文部省合并为“文科省”，“日中科技文化中心”显得更加名正言顺了。
日中科技文化中心成立近30年来，韩庆愈一直担任专务理事长，为日中科技交流推波助澜。回顾多年来的交流业绩，韩庆愈非常有自信：
1、推动了日中最早的质量管理交流。 中心成立之初，首任理事长是日本知名的质量管理专家石川声。1978年，中心组织了“日本质量管理代表团”首次访中，成员包括新日铁、东芝、日立、松下等大企业，与中国国家科委属下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合作，为中国的企业人士和管理层授课。日本专家带去的讲义被影印了14万份，广为传播。这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第一份权威的质量管理教材，受到了国家经委、计委的重视。天津市长林乎加专程接见了代表团，呼吁中国重视企业的质量管理。
2、为中国带去了传真技术。电讯联络技术，经历了明码电报（Code Book）－电话电报（Telex）－传真（Fax）的进化历程。上世纪70年代末，电话电报刚刚开始普及，日中科技文化中心就派遣技术交流团访中。1978年，韩庆愈带著了一部传真机到北京，安装在向阳社北京事务所，在中日之间开始了传真通讯。中国邮电部部长访日时，称赞向阳社是中日之间最早使用传真通讯的单位。后来，日本的传真机企业，传真专家等相继访中。中国购买了大批日本的传真设备，使得最适用于图文并茂汉字传输的传真技术在中国迅速普及。
3、在中国举行日本通讯设备交流展。80年代，中国的电话通讯需求量激增，但中国的交换机质量和数量都跟不上形势发展。通过日本通讯设备交流展和数次技术交流会，富士通等日本企业的交换机、手机等设备迅速进入中国，为打开通讯市场的技术瓶颈提供了帮助。
此外，日中科技文化中心还是日本引进外国人研修生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帮助许多投资中国的日本企业实现了当地技术骨干的来日培训等。他们的经验，成为日本在1993年出台研修．技能实习制度时的重要参考之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