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江

年末年始的公众长假，使许多在日华人都选择在这一时间回国探亲休假。新年一过，华人们返日，带回了家乡礼物也带回了各自不同的酸甜苦辣回国观感。

在东京从事媒体工作的小王表示，一年多没回家，此次回国的看病经历让自己感触最深。小王回国时赶上北京流感肆虐，年过七旬的父母全都染病。12月31日，小王带著父母来到医院一看，面积不大的门诊室里里外外到处挤满了人，从挂号到就诊、处置、取药，每一个环节都拥挤混乱异常，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挂号窗口前根本没有队伍，谁最能挤谁就能挂上号。好不容易就诊完毕，小王交完钱回来看到父母老老实实地排队等著打点滴，但许多人进门后都大摇大摆地径直夹到老人的前边。见此情景小王异常气愤，心想这些人一定是看父母年纪大好欺负，于是直接找到医生理论，斥责这里不守规矩排队的人太多，这才好歹让父母打上了点滴。回家后他想，今天多亏自己在，如果两个老人过来，挤不过旁人又不会夹塞儿，恐怕一整天也看不完病，这才切身体会到国内网上经常说的“看病难”，尤其是医院对父母这样的弱势患者，严重缺乏人性关怀。

多年没乘北京地铁的小王此次回国发现，北京的地铁居然还在人工卖票检票，虽然很多市民自觉排队购票，不过售票人员仍是一脸的阶级斗争，毫无服务意识。检票口两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一边聊家常一边检票，工作就是将乘客递过的票撕碎后扔到脚边的筐里。小王心想，如果北京地铁实行售票自动化，这些人岂不是要下岗？而习惯了每天聊天撕纸的人下岗后又能干些什么呢？

此次是在东京从事计算机工作的陈先生时隔两年后回国探亲。陈先生表示，自己回上海有喜有忧感触颇深。不久前网上一篇文章在说中日国民素质有30年差距，此次回国感觉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如果说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硬件设施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相媲美，但若想让中国13亿国民素质有一个整体的大幅提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此次回国陈先生打算把档案从人才服务中心转到街道办事处保管。陈先生11点15分赶到人才中心，门口铜牌显示11点30分开始午休。服务人员提出陈先生需要把户口本拿到外边的复印店自己复印。陈先生看到柜台后有一台复印机，便表示自己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复印店，这里马上就要午休了，只是一页而已，能否借用这里的复印机，自己来付钱。被服务人员拒绝后，陈先生不得不穿过两条街道复印，回来后服务中心已经午休，为了一点儿完全可以避免的琐事，不得不多等了两个小时。交费时，陈先生表示10年前将档案寄存时已经交过一部分钱，服务人员居然拿出厚厚的一本当时的记账簿让其自己查找。而就在争执时，一位经过的办事员问明情况后居然跑到仓库找出了陈先生的档案，里面的确有当时交费的存根。陈先生表示，省下几百元人民币事小，这位办事员认真的工作态度让自己甚为感动。还有在街道办事处办手续时，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都还不错。当然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许多超市商场等公开场合都可以看到服务人员旁若无人地嬉笑聊天。自己所住的酒店门面不大，里面为顾客提供的可以免费上网的电脑，大部分时间被酒店的领班用来打发工作时间。总之此次回国感觉服务业有不少明显改进了的地方，同时也有很多尚待改进的地方。

家在上海徐汇区的周女士表示，此次回国看到多年没见的老同学人人都有驾照会开车，虽然总是听说国内大学生就业困难，不过这次回国见自己身边的年轻人每月收入都不下三五千块，并且感觉大家对目前的生活也都很知足。

还有就是感觉一些中国本土生产的日常用品非常便宜。在周庄一条十分精美的方形丝巾5元人民币一条，周女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马上花50元人民币买了10条打算带回日本送人。她表示，一条丝巾制作原材料加上加工、运输、贩卖费用居然仅卖5元人民币，其中不知有多少底层工人被剥削，而国内大量极其低廉的粮食蔬菜价格反映出的农民生存现状也是一样。和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大商场服装鞋帽价格虚高，普通的鞋子都要三四百元人民币，好一点儿的靴子动辄上千元，服装更不必说，许多东西比日本还要贵，但即便如此，节日里商场内照样拥挤异常。周女士表示，普通农民不知要卖多少菜才能在大商场消费得起一件大衣，足见中国贫富差距之大以及市场的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