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下午，在日本的中国残留孤儿原告团471人起诉国家总计202亿赔偿一案，在东京地方裁判所第四次开庭审理。
在法庭闭庭以後，本报记者采访了原告团成员之一的绀谷康子女士。今年68岁的绀谷女士，原是长春应用化学研究院研究员，1989年10月与其丈夫和3个子女一起返回日本。
就原告团的诉讼目的问题，绀谷女士回答了记者两个问题。
第一是歧视问题。残留孤儿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语言学习有困难，可是因为语言不行而经常遭到歧视。有的区役所的官员对来访的残留孤儿说：“话都不会说，请学会以後再来吧。”她说：“ 在中国我们有时会被叫做‘ 小日本 ’，可是回到日本後呢，也不把我们完全看成日本人，这是一个人权问题。”
第二是生活费的问题。日本政府给残留孤儿设定的生活补助费标准是每月12万日元，即在月收入不足12万日元的情况下补足12万。绀谷的情况是，她本人的年金是每月1万8千日元，加上她老公的厚生年金等，每月合计收入为5万3千日元，差额由政府补贴。围绕这一笔钱，产生了三个烦恼：一是因为是从国家税金中拿来的钱，所以经常被人说“不仗义”；二是，一旦我们回中国时，这一笔钱就要按日扣除。我们的生活困难，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政府给我们生活补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便是扣除的话，连年金一起扣，这更不合理。我们有权自由地使用这一笔钱；三是区役所福利课的人，为了监视我们是否在家，经常打电话来询问，甚至不打招呼跑到你家里来查看。此外，从中国归来的残留孤儿的生活补助费，只有被朝鲜绑架後归国者生活补助费24万的一半，这显然不公平。一样的遭遇，却是不一样的结果。
鉴於这种情况，我们向法院提出诉状，起诉国家。我们不要生活补助费，而是要受害补偿费，以彻底解决晚年的生活费问题。
在法庭闭庭以後，本报记者采访了原告团成员之一的绀谷康子女士。今年68岁的绀谷女士，原是长春应用化学研究院研究员，1989年10月与其丈夫和3个子女一起返回日本。
就原告团的诉讼目的问题，绀谷女士回答了记者两个问题。
第一是歧视问题。残留孤儿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语言学习有困难，可是因为语言不行而经常遭到歧视。有的区役所的官员对来访的残留孤儿说：“话都不会说，请学会以後再来吧。”她说：“ 在中国我们有时会被叫做‘ 小日本 ’，可是回到日本後呢，也不把我们完全看成日本人，这是一个人权问题。”
第二是生活费的问题。日本政府给残留孤儿设定的生活补助费标准是每月12万日元，即在月收入不足12万日元的情况下补足12万。绀谷的情况是，她本人的年金是每月1万8千日元，加上她老公的厚生年金等，每月合计收入为5万3千日元，差额由政府补贴。围绕这一笔钱，产生了三个烦恼：一是因为是从国家税金中拿来的钱，所以经常被人说“不仗义”；二是，一旦我们回中国时，这一笔钱就要按日扣除。我们的生活困难，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政府给我们生活补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便是扣除的话，连年金一起扣，这更不合理。我们有权自由地使用这一笔钱；三是区役所福利课的人，为了监视我们是否在家，经常打电话来询问，甚至不打招呼跑到你家里来查看。此外，从中国归来的残留孤儿的生活补助费，只有被朝鲜绑架後归国者生活补助费24万的一半，这显然不公平。一样的遭遇，却是不一样的结果。
鉴於这种情况，我们向法院提出诉状，起诉国家。我们不要生活补助费，而是要受害补偿费，以彻底解决晚年的生活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