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辉

　　2003年4月底，刘学东最后一次入院，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去医院前整理行李时，刘学东把一本通讯录交给父亲：“这里记录的都是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去世后，你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刘学东走了！谢谢他们曾经帮助过我。”刘学东的生命在这里划上了句号，但生命的暖意却在这本通讯簿里延续著。这本通讯簿里有一个在日华人医生的名字——严俊。
　　1998年初，千叶工业大学的博士生刘学东在千叶大学附属医院被检查出患有白血病。这一年，刚从金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严俊来到千叶大学附属医院第一内科工作，严俊成了刘学东的主治医生，这也是严俊拿到医生资格后接手的首批病人之一。经检查，刘学东患的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白血病中死亡率最高，生存时间最短的一种类型。而且刘学东还患有乙肝，骨髓移植以后效果也不会太好，因为化疗要用激素，用激素有可能把乙肝病毒激活而产生并发症，所以治疗方法有很多限制。按照当时医疗小组的诊断，刘学东最多只能再延长5年生命，且这种可能也仅有百分之二、三十。刚毕业就面对这样一个重症患者，无论从同胞情还是从医生的责任来说，严俊都很著急。严俊深知当今世界上的医疗手段不能改变刘学东的命运，但他依然鼓励刘学东要对未来充满乐观。
　　刘学东在日本治疗期间，严俊成了刘学东身边惟一的华人医疗工作者。严俊成了刘学东及其家属最信赖的医生。刘学东在自己的通讯簿里悄悄记录下了严俊的名字，严俊也第一次实践著当年的愿望——为救助在日华人做出自己的努力。
　　1991年12月的一天，来日本才8个月的严俊接到了早稻田大学工业经营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但那几天他患了“针眼”，感觉特别难受。严俊认为到日本医院里看病很麻烦，还不容易沟通，于是他告诉了在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当研究员的父亲，父亲就让他到同一研究中心的金子先生那里去看看。金子先生是日本最顶尖的眼科医，严俊去看过以后，“针眼”很快就被治好。严俊在感慨之馀心想，如果我也有精湛的医术该多好，在日华人是多么需要容易沟通的华人医生。严俊没到早稻田大学报到，重新报考了北海道大学和金泽大学的医学部，当时距离考试时间只剩下三个月。
　　考试完不久，北海道大学和金泽大学同时给严俊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严俊选择了金泽大学。这是金泽大学医学部战后迎来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1998年严俊给刘学东当了半年主治医生后，被调到其他医院工作。有一次，一个中国东北人找他看病，他发现那个东北人已是胃癌晚期，如果早三个月治疗，是基本可以治愈的。严俊后来了解到，得胃病在日华人其实很普遍，甚至自己家在日本的亲戚也有数人患了不同程度的胃病。严俊看到，或许胃病的治疗就是在日华人最需要的。于是，严俊把研究消化道疾病作为博士课程的研究重点。
　　作为消化道疾病研究者，严俊评论棒球教练王贞治的胃病病情时表示，如果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原则来看王贞治的胃癌诊治的全过程不免有遗憾的地方。遗憾的恰恰是王贞治每半年要进行一次胃的检查，却没有被更早发现是胃癌。因为他妻子对病痛也很敏感，结果还是因为患胃癌去世。王贞治祖籍是浙江人，浙江是中国胃癌高发地区，因为那里的人口味偏咸，盐分摄入量过多，容易引发胃癌，这个生活习惯与胃癌的关系已经为现代医学所证实。另一方面，幽门螺旋杆菌也是导致胃癌的一个要因，50岁以上日本人因为小时候的水质原因，大多感染过幽门螺旋杆菌，王贞治也在这个年龄段。
　　已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严俊在工作中看到许多在日华人看病、治疗过程中遇到困惑和烦恼。例如，日语不好，难和日本人医生沟通，不会合理利用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等。为此严俊呼吁成立一个面向华人的医疗健康组织，他的呼吁得到了许多在日华人的响应。2006年7月，在严俊等在日华人医疗工作者发起的、由在日华人学者以及其他行业的市民、留学生等人组成的“在日华人医疗健康促进会”在东京宣告成立。由严俊担任院长、专门面向在日华人的医院——东京协和医院也将于今年11月开始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