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杜海玲

　　记者：蔡导演的电影里台词很少，是因为认为沉默更能够传递吗？
　　蔡：我有一个观念是，我不怎么相信台词。我不相信电影里的语言，我觉得生活上的语言常常是电影里的台词所难表达的。生活中所讲的东西，虽然乱七八糟，但是里面很真实，没有序曲。序曲是很假的，比如说你现在要去?a谷，可是你走出去了可能会想去别的地方。所以，电影里有很多元素都是太指标性，特别是语言，太指标性，你就不自由了。你懂吗？比如说我讲了一句话，我下面却做了别的事情，关系就错乱了。我想电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它既写实，它的影像看起来都很真实，可是它又应该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它既真实，又不真实，所以可以去创造。创造的过程、表现，可以是挺复杂的，心理是挺复杂的，比如说我把语言拿掉以后，观众还相不相信？我想是相信的。
　　记者：看你的电影会感到一种很荒凉的东西，尤其是这部《天边一朵云》，有一种绝望的东西，但也感到是温情地注视人的弱小和滑稽，到底是温情里的绝望还是绝望里依然有温情？
　　蔡：都有。在我的观点里，大环境确实没有越来越好，这个世界好像从来没有越来越好，总是越来越坏。房子盖得越来越高，东西越来越多，多到会让人感到恐怖，觉得这个社会的资源会不会耗尽，其实是会的。然后，我们需要那么多东西吗？可能只有我们这种人，我这个年纪的人，比较能够体会到。事实上当水泥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成了一个水泥的森林，你知道这个感觉是荒凉。在欧洲，你可能会感到不是这样，他们会维护，旧的东西还在利用，而亚洲，特别是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好像整天都在修马路在做建设，其实人的生活品质是很错乱的，人的心灵越来越荒凉。你会觉得我的电影荒凉，是我常常利用建筑来表现这种荒凉感，比如说《天边一朵云》，它里面的建筑很像人的内脏，很空洞，很空荡，但也很复杂，不知道要去哪里，这种荒凉感，一直是我要去表现的。可是对我电影里的角色，我从不带著批判，只是观察，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像每一个人。
　　记者：我读到过你说感情不分性别，我知道你对这些都很宽容，但毕竟这个社会总有限制，并且与宗教会否有抵触？
　　蔡：我觉得宗教也是人为的，也是人想出来的，一种信仰，然后把它集中起来。宗教、艺术、文化，我觉得都是在帮助人去面对。生命，我觉得是一个问号。我们要去面对死亡、分离，我觉得你不去碰触宗教，不去碰触这些深的东西，你都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些东西并不会限制你。我在前年皈依，成为了真正的佛教徒。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触：我自由了。不过就是回家而已。在你没有皈依之前，你老觉得宗教是限制你，要守节，要有戒律，但不是。我遇到的一个师傅是和我一样年龄的，他给我一种很宽容的感觉，他给我起了一个法号叫“回家”，我真的很感动。如果是回家的观念的话，你可以进门也可以出门，只是出去走走，又回来了。宗教给我的感觉就是让人有归宿感。我以前没有归宿感，可是我变成一个佛家弟子以后，我有了归宿感，我去哪里我都很舒服。
　　记者：《天边一朵云》配了音乐剧，我感觉你对60年代、70年代的旧歌很怀念，是这样吗？
　　蔡：大概是从周璇的30年代开始，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东西很美，当然你现在听到的都是已经被时代筛选过的精品。但你常常可以听到一种气氛，我就想是否可以用来做研究，大概知道那个社会的状态。我觉得当时作词作曲的，虽然是通俗，但是有工夫在里面的。所以我现在听一些老歌，当然有一部分是我是从那个时代而来，它是我生活的背景，我很能接受，同时回头去看到，它有一种精髓在里面。我的电影常常用这些歌，最大的原因是，我想让观众听到它们，好像是展示一种曾经有过的情感，好像是作为对现代人空虚的抗衡。
　　蔡明亮，马来西亚华侨，20岁到台湾求学，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影剧系。知名导演。来日宣传即将在日本公映的《天边一朵云》、《不散》和他的拍档李康生导演的《不见》。其中《天边一朵云》获德国柏林影展的银熊奖，他本人则因此片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