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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史为鉴就要了解历史 / ——记赵军教授和他的《大亚洲主义与中国》
日期: 06年04月2期

  本报记者 李春雁
  随著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交恶,中日关系陷入冰点,中日两国的一些学者、政界人士、民间人士越来越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中日两国地处邻邦,交往历史长久,但两国是否真正的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文化和思辩方法。这时一本关注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脉络的学术专著越来越得到了中日两国学者、政界人士的注意和重视,他就是旅日华人学者千叶商科大学教授赵军所著的学术专著《大亚洲主义与中国》。
  研究日本对华思想的历史脉络,赵军教授在学界里颇有名气。作为博士毕业论文,早在1987年赵军的论作《大陆浪人与大亚洲主义》就得到了中日关系史学界的关注。以后赵军教授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汇总了大量历史事实,系统地阐述了日本人的亚洲观、中国观的演变历史,1997年出版了日文版的《大亚洲主义与中国》一书。该书更受到中日史学界、政界人士的关注,并被广为收藏引用。
  书中赵军教授详细阐述日本社会在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大门进行经济、政治掠夺后的震惊和恐惧,及思索救国方法的过程与对华政策的转变思路。书中讲到,在明治初期,随著中国大陆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日本社会担心西方强列下一步侵略的目标就是日本,于是一大批人士开始思考救国之道,一些浪人开始在大陆四处游走,“日清提携论”和“支那保全论”即日本与清朝联合,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等思潮盛行一时。这也是一些浪人、文化人开始倡导“大亚洲主义”的雏形,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一些日本浪人积极帮助孙中山等中国革命人士进行中国民族革命,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与此同时,日本在美国的武力强制下被迫开国,此后又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逐渐强大,与清、韩等国的实力拉开了距离。这样,日本变得自信起来,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清、韩改造论”逐步盛行。其中一部分人的观点是帮助中、韩进行自由、民主主义改造,开发民生,民智,建立大亚洲共同体,而另一种观点是以日本为盟主,进行民族主义扩张,脱亚入欧。两种观点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最后在18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失败,民族主义、扩张主义思想占了上风。甲午战争的爆发和日本的胜利,标志著中日两国在近代化道路上的竞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开始全面走向军国主义,蔑视中国,蔑视亚洲的观点越来越盛行,终于在1914-1918年间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大举向中国侵略扩张,并逐步开始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控制,引发了中国的历次反日运动。最后日本全面侵华,大亚洲主义也演变成为侵略战争作注脚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成为臭不可闻的垃圾理论,最后随著日本的战败投降,同日本的军国主义一起被亚洲各国人民所唾弃。
  在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中,中国一些学者、政治人物也在展开对日宣传和游说。1924年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神户进行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对日演讲,演讲的最后提出目前日本对中国的□策面临著两种抉择:或者是作东方王道的干城(核心),或者是作西方霸道的鹰犬,两种路线会招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希望日本的为政者和民众三思。这可以说是孙中山对日本提出的最后的最诚挚的忠告。但当时被一时的强大和眼前的利益冲突了头脑的日本朝野各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为中日关系带来了悲剧,最终也使日本自身走向毁灭。
  赵军教授提出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上的教训可以对今天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尤其是在中日磨擦不断的今天,在“大亚洲主义”重新在日本受到关注的今天,审视历史、探讨历史上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可以让中日少走弯路。以史为鉴就要了解历史,对中国人来说,也要了解日本对华战略的历史渊源。这也正是目前《大亚洲主义与中国》在中日两国学界、政界深受重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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