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杜海玲

　　池袋，西口，有一家“新上海”美容店。里面布置得温馨整洁。除了美容理发的空间，进门处还有沙发，有茶几，走进去，能听到女主人李学芳的上海话。让出身自上海的人，会砰然感受到某种亲切，就好象从前上海街坊的悠闲家常。这家店，比起很多华人美容店，显得比较大，也比较有家庭的氛围。也许除了沙发茶几，还因为这个店是李学芳和他的儿子李巍开的，店里还有李学芳的姐姐在帮忙。而“新上海”，也确实承载了从老上海到新上海的变迁，包含著一把理发剪刀三代人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久到1946年，当时19岁的李有生成为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家理发店的小师傅，而新中国成立后，他便成为静安区国营理发店的师傅了。一把剃头刀，老师傅用了35年。直到他退休，让女儿李学芳顶替。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懂得当年上海的“顶替”，那是子女回城的好机会。李学芳是76届，也是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青年，到崇明的“广阔天地去锻炼”。顶替父亲，便能回上海。于是，李学芳在理发店工作了。

　　这一门手上技艺，使得她来日本后得以生存。1994年，李学芳35岁时，投奔早些来日留学的哥哥，来到了日本。当时她已离婚，独生儿子交给姐姐抚养。在此后，她经过了8年见不到儿子的日子，靠每周一次的电话维系母子之情。

　　之所以8年未能回国，李学芳对记者坦言，她是凭旅游签证入境的，而后便“黑”了下来。没有签证的她，在台湾人开的美容院里打工，工资很低，工作辛苦，但是李学芳是喜爱为客人做头发的，当然，也出于情势，没有签证，怕警察，躲在美容院里，为客人剪头做头度著春秋还算是安全的。并且，她还有梦想——想办法把儿子接到日本，送他进日本的美容专门学校。

　　凭藉与日本人结婚，李学芳签证由黑变白，对象是店里的客人给介绍的。有了签证，终于可以把儿子带来了。2002年，李学芳回上海，母子终于相见。

　　儿子李巍，来日本后先学日语，后入日本美容学校中最有名的山野美容专门学校。儿子学了3年，学费共花去500万日元。其中包括每年去英国、法国研修费用。李学芳说，“都让他去的，无论花多少钱。人到海外，要好好生存，重要的有两样，一是学历，一是钞票。我自己没有日本的学历，但多年美容店打工储蓄都愿意花在儿子的学习上。”其实，山野美容专门学校应为两年，但李巍读到第二年时，受同学欺负，不肯再去，在母亲的鼓励下才有鼓起勇气上学。

　　2008年3月，李巍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考出了日本的国家资格——美容师资格。李学芳多年打拼，在此时看到了打拼的意义。她筹钱在池带租房，美发理发手艺从她父亲起，传到第三代，“新上海”在东京池袋开张了。

　　之所以取名“新上海”，李学芳说因为自己是上海人，十分自然地，只想到了“上海”一词，而老上海，经历了拆迁，已经变了风景，所以想籍“新上海”，完成给儿子开店的心愿，也为自己和父亲的一生职业寻一份执著寄托。

　　李学芳身上透著我们所熟悉的一代人的影子，面对生活，任劳任怨，接受命运，始终努力地活，并且尽量让下一代活得好些，那份质朴、爽朗与善良从她言谈间时时流露。“大家上海人，讲讲上海闲话”，是她爱说的一句话，带著老上海人的人情味。当得知记者要写“新上海”的故事时，她不好意思地说：“千万别吹我太好了，不要很多形容词，实事求是最好，只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我店里试试，不怕货比三家。”

　　带著“三代人做这行”的信守和执著，李学芳对美发质量要求很高。她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怕更不上时代，而李巍去年才拿到国家资格恐怕不熟练，所以尽管经济上不富裕，还是坚持聘请了资深美发师。李学芳还介绍道，理发学问很大，哪怕理一个男士头（该店价格1500日元），中国的北方和南方男士的爱好都不一样。对技艺精益求精，让客人满意、再来，扶助儿子成长为好美发师，是她对“新上海”惟一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