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孙盈）2003年10月，来自中国多个大学的11名博士加入了中国教育部与日本文科省的交流项目，来到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后。如今整整两年过去了，交流项目期满，当年的博士已经全部变为了博士后，11个人又一个不少地收拾行囊准备回国。
    于鸿雁来自南开大学，来到东大后，起初于鸿雁对日本导师的工作习惯很不适应。导师每天从早上10点工作到夜里11点，研究室所有的学生都要陪着工作。有一段时间于鸿雁甚至觉得身体快支撑不住了。一天的工作好不容易结束了，研究室每周都要搞几次聚会，到居酒屋或者卡拉OK一次就是5000日元，一唱就是半夜。她说，自己甚至曾有过回国一走了之的想法，但还是咬牙坚持，硬是适应了过来。
    老蒋来自河北工业大学，听说小孩子学外语快，一年前他将儿子小淘接到日本。8岁的小淘原本在国内读小学一年级，但由于担心插班会使孩子受到排挤，老蒋决定让儿子来到日本后重新从一年级读起。尽管如此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不懂日语，无论上课还是课间，同学说话小淘根本插不上嘴。渐渐小淘和同学的距离越拉越远，一个朋友也没有。
    陈敏是一位肾病专家，日本医生薪水高众所周知，而作为日本最高学府的医学博士后分量则更重。就在临行前导师还在多次挽留陈敏，希望她能够留在日本行医。凭陈敏的技术，在日本拿到月薪100万日元是十分轻松的，但导师的盛情挽留还是被陈敏谢绝了。她说，自己的研究室和研究课题在中国，自己的家庭也在中国，没了课题，离开家人，一个人赚再多钱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