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的公共社会里，由民意调查加传媒声势构成的舆论权威，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并被广泛接受。美国大选以民意调查为先锋；台湾大选更成为民意调查的对决；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意识通过每年一次的“世论调查”显示出来，成为主流舆论；中国民众的对日情感也通过民意调查来认识，并左右视听。民意调查方法各异，统计结果或有误差。但社会大众，尤其是媒体，往往对这种误差视而不见。相比于调查的准确性和代表性而言，民意调查行为本身及其舆论效应正在大众社会中被异化为一种偶像崇拜。这种现象意味着民调和舆论是如此重要，必须以慎重为前提，以理性为指导，以科学为手段，以准确为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新闻传播研究所近日分别对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可资对比的调查项目上，落差不小──这可以作为民意调查未尽准确的一例。问题在于，各种调查结果都可以通过媒体声音予以放大而传播出去，被固定为一种权威舆论，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由此可见，民调与媒体相结合，可以左右视听，引导民间情感的走向，其主流作用不可小觑。
一直以来，新闻媒体的报导立场和取向，都在中日关系走向和国民情感形成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已成为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于中日两国传媒究竟怎样来影响民众情感，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对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七大报刊的对日报道内容作了具体的统计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论据。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北京的报纸对日报道数量及正面评价程度，均高于地方报纸；靖国参拜和战争遗留问题构成了对日负面报道主体；对日负面报道超过正面报道一倍，但近3年来对日负面报道呈平稳下降趋势。
公正、客观，排斥情感好恶，是新闻报道和民意调查的基本准则，但在现实中，这条底线往往很难坚守。在中日之间，拿负面问题大做文章，在取材选题上融入感情因素，热烈迎合抢占道德优势的激进民情，这些都是中日新闻报道中的陷阱。日本《朝日新闻》原论说委员，现中国总局长藤原秀人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围绕着日中关系的负的连锁反应”，着重论述了日本媒体重视负面报道和问题报道的事实。比如日本媒体比较看重靖国参拜、沈阳领馆事件、农药残留等，而对日中纪念复交的交流活动缺乏兴趣。日本的媒体把收视率和订户数视为第一生命线，因此迎合并吸引观众和读者是至高无上的任务。显然，这种片面的倾向不惟日本独有，在中国的对日报道中也已经多见不怪了。
媒体报道，肯定少不了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从眼前着眼，负面报道容易吸引眼球注意力，容易引起轰动效应而提高知名度；但从长远来看，媒体的作用不仅仅是获得商业利益、催化民族情绪，还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平衡历史理性。如果媒体一味热衷于演绎或追踪“负的连锁反应”，没有必要的警戒心，最终的结果势必导致“妖魔化”──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未为幸事。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显示，舆论的作用实在太重要了。在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今天，舆论要做防止中日关系恶化的稳压器，而不能自我放任成为激化中日冲突的起爆剂。作为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媒体应该攀上历史的制高点，肩负理想主义色彩，而不是匍匐在大众脚下，以娱人或自娱为满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新闻传播研究所近日分别对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可资对比的调查项目上，落差不小──这可以作为民意调查未尽准确的一例。问题在于，各种调查结果都可以通过媒体声音予以放大而传播出去，被固定为一种权威舆论，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由此可见，民调与媒体相结合，可以左右视听，引导民间情感的走向，其主流作用不可小觑。
一直以来，新闻媒体的报导立场和取向，都在中日关系走向和国民情感形成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已成为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于中日两国传媒究竟怎样来影响民众情感，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对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七大报刊的对日报道内容作了具体的统计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论据。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北京的报纸对日报道数量及正面评价程度，均高于地方报纸；靖国参拜和战争遗留问题构成了对日负面报道主体；对日负面报道超过正面报道一倍，但近3年来对日负面报道呈平稳下降趋势。
公正、客观，排斥情感好恶，是新闻报道和民意调查的基本准则，但在现实中，这条底线往往很难坚守。在中日之间，拿负面问题大做文章，在取材选题上融入感情因素，热烈迎合抢占道德优势的激进民情，这些都是中日新闻报道中的陷阱。日本《朝日新闻》原论说委员，现中国总局长藤原秀人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围绕着日中关系的负的连锁反应”，着重论述了日本媒体重视负面报道和问题报道的事实。比如日本媒体比较看重靖国参拜、沈阳领馆事件、农药残留等，而对日中纪念复交的交流活动缺乏兴趣。日本的媒体把收视率和订户数视为第一生命线，因此迎合并吸引观众和读者是至高无上的任务。显然，这种片面的倾向不惟日本独有，在中国的对日报道中也已经多见不怪了。
媒体报道，肯定少不了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从眼前着眼，负面报道容易吸引眼球注意力，容易引起轰动效应而提高知名度；但从长远来看，媒体的作用不仅仅是获得商业利益、催化民族情绪，还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平衡历史理性。如果媒体一味热衷于演绎或追踪“负的连锁反应”，没有必要的警戒心，最终的结果势必导致“妖魔化”──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未为幸事。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显示，舆论的作用实在太重要了。在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今天，舆论要做防止中日关系恶化的稳压器，而不能自我放任成为激化中日冲突的起爆剂。作为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媒体应该攀上历史的制高点，肩负理想主义色彩，而不是匍匐在大众脚下，以娱人或自娱为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