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国，政坛盛事不断。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中共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全国政协成立55周年，国庆55周年。其中，被誉为“重要关口的重要会议”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因深具实质内容而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前有人大庆祝会作铺垫，后有政协纪念会为补充，国庆55周年也将成为推广及消化四中全会决议的全民狂欢。
对于十六届四中全会，海内外观察视野不同，关注的话题中心自然有异。中国共产党自身以及绝大多数国内媒体，着力阐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而以西方传媒为中心的海外舆论则热衷于揣测分析江泽民提前卸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国内看重新方针、新政策，海外关心人事易动、权力交接。中国改革开放25年了，但对于政坛重要会议的观察角度和报道模式，仍然没有多少改变。这种现象本身颇为耐人寻味。
1949年，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毛泽东称之为上京赶考，并表示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是中共在历史上首次自觉意识到执政能力是一个问题，并誓言打破王朝执政周期率。相隔55年后的今天，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大方面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提出新世纪的“执政七谋”，显示中共再一次认识到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力，而是需要面对新的形势变化，不断加以调整、建设和自我加强的。四中全会首次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从战略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从战术角度全面推进执政能力的有力举措，也是中共打破执政迷思，严惩腐败根源的重要保证。
与此相关联，执政党领导人权力交接的民主化、制度化、公开化，也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会前指责西方媒体的人事炒作是充满想象力的“政治虚构”，但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顺流引退，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最终结果，证明了媒体舆论并非空穴来风。江泽民彻底引退，最终完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权力和平交接的承诺，也使胡锦涛真正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意义不凡。但江泽民引退事件本身，尚不是民主化、制度化、公开化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倒是一次不小的“政治意外”，因为这一届军委主席的明确任期到2007年为止。
迄今，国际舆论一直希望中国政坛的老人们能尽早让贤下台，并期待新的领导人会带来超乎想象的变革举措。10余年前，有关邓小平引退的分析，与现今讨论江泽民引退的话语，如出一辙；当年期盼江泽民有所作为的舆论，与今天寄望胡锦涛超常发挥的言辞，也并无二致。但历史发展的现实往往与个人热望保持距离。江泽民因势而退，可谓功德圆满。但胡锦涛全面掌权后，是否会发展党内民主，推进政治改革，完成待望中的新历史责任，尤待事实证明。观察历史，站在未来完成时的假想立场上，可能比较有趣。设若今天热望胡锦涛全面主政的人士，在10年后还将以同样的热忱去讨论胡锦涛引退的可能性；海外媒体针对中国领导人更替的暗箱作业，仍然像今天这样喋喋不休、津津乐道，那么即使中国经济可能获得飞跃性成长，共产党内部的制度程序和执政能力仍然会受到质疑。
十六届四中全会本来只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普通例会，但它会因为第三代领导人中的最后一位──江泽民在本次会议上的全面引退而分量备增。第四代领导人获得属于自己的时间和机遇，比世人预想的更早。他们标举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如能切实接受民众和历史的检验，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有望成为中共打破执政周期率的新起跑线而载入史册。'
对于十六届四中全会，海内外观察视野不同，关注的话题中心自然有异。中国共产党自身以及绝大多数国内媒体，着力阐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而以西方传媒为中心的海外舆论则热衷于揣测分析江泽民提前卸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国内看重新方针、新政策，海外关心人事易动、权力交接。中国改革开放25年了，但对于政坛重要会议的观察角度和报道模式，仍然没有多少改变。这种现象本身颇为耐人寻味。
1949年，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毛泽东称之为上京赶考，并表示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是中共在历史上首次自觉意识到执政能力是一个问题，并誓言打破王朝执政周期率。相隔55年后的今天，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大方面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提出新世纪的“执政七谋”，显示中共再一次认识到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力，而是需要面对新的形势变化，不断加以调整、建设和自我加强的。四中全会首次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从战略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从战术角度全面推进执政能力的有力举措，也是中共打破执政迷思，严惩腐败根源的重要保证。
与此相关联，执政党领导人权力交接的民主化、制度化、公开化，也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会前指责西方媒体的人事炒作是充满想象力的“政治虚构”，但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顺流引退，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最终结果，证明了媒体舆论并非空穴来风。江泽民彻底引退，最终完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权力和平交接的承诺，也使胡锦涛真正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意义不凡。但江泽民引退事件本身，尚不是民主化、制度化、公开化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倒是一次不小的“政治意外”，因为这一届军委主席的明确任期到2007年为止。
迄今，国际舆论一直希望中国政坛的老人们能尽早让贤下台，并期待新的领导人会带来超乎想象的变革举措。10余年前，有关邓小平引退的分析，与现今讨论江泽民引退的话语，如出一辙；当年期盼江泽民有所作为的舆论，与今天寄望胡锦涛超常发挥的言辞，也并无二致。但历史发展的现实往往与个人热望保持距离。江泽民因势而退，可谓功德圆满。但胡锦涛全面掌权后，是否会发展党内民主，推进政治改革，完成待望中的新历史责任，尤待事实证明。观察历史，站在未来完成时的假想立场上，可能比较有趣。设若今天热望胡锦涛全面主政的人士，在10年后还将以同样的热忱去讨论胡锦涛引退的可能性；海外媒体针对中国领导人更替的暗箱作业，仍然像今天这样喋喋不休、津津乐道，那么即使中国经济可能获得飞跃性成长，共产党内部的制度程序和执政能力仍然会受到质疑。
十六届四中全会本来只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普通例会，但它会因为第三代领导人中的最后一位──江泽民在本次会议上的全面引退而分量备增。第四代领导人获得属于自己的时间和机遇，比世人预想的更早。他们标举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如能切实接受民众和历史的检验，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有望成为中共打破执政周期率的新起跑线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