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为期一周的惊恐不安、焦躁等待和水下斡旋，三名遭伊拉克武装势力绑架的日本人质高远菜穗子、今井纪明、郡山德一郎终于获无条件释放。其后，另两名被劫持人质安田纯平和渡边修孝也安然脱险。尽管有伊拉克伊斯兰圣教职协会居中大力斡旋，但日本人质获释，还是充满着侥幸意味。
就个人而言，人质死里逃生，得见亲属，得回故国，值得欣慰；对政府来说，日本回避了两难选择中的最恶事态，既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出丑，也没有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值得庆幸。但是，这次个案的成功解套，不具备普遍的示范意义。日本政府在没有丧失基本立场的情况下，侥幸获得了最好结果，却依然没能找到解决同类事件的有效手段，更没有消除引发类似事件的政策根源，因此，难保不会有下一次的束手无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质获释带来的安心感中，也夹杂着一些指责受害者应负“自我责任”的不谐和音。与民间的零星话语相比，政府要人和执政党的指责分贝尤其高涨。针对获释人质表示愿意继续留在伊拉克从事志愿者工作，从事摄影报道工作的发言，自小泉首相以降，政府高层人士不约而同指出他们的个人行为和遭遇，已经带来了许多麻烦，人质应该有不给国家和政府添麻烦的自觉意识。执政党在批判“自我责任”的同时，还出现了向个人请求救出费的提案；外务省也在讨论把无法律约束力的“退避劝告”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应的“渡航禁止”。在社会喧嚣渐起的同时，舆论似乎有了一边倒的倾向。
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宪法保障国民有自由出入国的权利。民间志愿者、NGO人士奔赴海外危险地区开展援助活动，固然需要谨慎自省，但政府为避免麻烦，推卸责任，不惜讨价还价，指责民间人士添乱，却不是应有的作为。日本政府的舆论倾向，表现为遭遇挑战、陷入困境之后的恼羞成怒，也是错置国民关系的又一例证。
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着眼，国家指责被绑人质负有自我责任，显然是非分的。在现实中，日本政府坚决派遣自卫队赴伊拉克与民间志愿者赴伊拉克的初衷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支持伊拉克战后复兴。自卫队有可能出现伤亡，民间人士也会遭受绑架，这种危险性在本质上也是相同的。日本政府为自卫队员准备了高达1亿日元的慰问金，却埋怨人质事件受害者为国家添了麻烦，这是典型的“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逻辑。在事实上，日本派兵伊拉克更是民间人士横遭绑架的直接诱因，但政府却回避了这个根本原因，反而制造“个人责任”的舆论，实有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之嫌。
在历史上，民间社会的互助和支持行为，无论成败得失，在道义上从来都获得高度申张。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54国的热血青年志愿组成国际纵队，为保卫民主共和成果，共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内战；二战期间，美国退役空军以民间人士身份组成“飞虎队”，赴中国支持抗日；还有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这些民间义举，都受到了历史肯定，得到过国际声援。与前贤相比，今天活跃在伊拉克的各国志愿人士，当然也包括日本的民间志愿者，其动机大都是帮助伊拉克人民战后复兴、重建家园。他们间或不幸被恐怖武装势力劫持为人质，更有不幸者丧失了生命，但这不成为受埋怨指责的理由。意大利总理称被杀意大利人质为“英雄的死”，而日本人质却可能被苛“救出费用”，情难以堪。
也许，时代不同，条件不同，社会氛围也不同。今天活跃在伊拉克的众多民间非政府组织尽管并非人人都是国际主义者，但至少不是偏狭的国家主义者。与他们的言行作为和甘冒的风险相比，日本政府狭窄的岛国心态和精明的利益掐算，实在是相形见绌，摆不上国际台面。小泉及日本政府面临的危机，不是几个人质获释可以了事的，相反，国家维护国民安危，从来都是无条件的，责无旁贷的，容不得半点事前推委和事后抱怨。国为民者，患有所不辞。政府若缺乏包容力和责任心，丧失道义和决心，这样的政府是不值得信赖的。
就个人而言，人质死里逃生，得见亲属，得回故国，值得欣慰；对政府来说，日本回避了两难选择中的最恶事态，既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出丑，也没有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值得庆幸。但是，这次个案的成功解套，不具备普遍的示范意义。日本政府在没有丧失基本立场的情况下，侥幸获得了最好结果，却依然没能找到解决同类事件的有效手段，更没有消除引发类似事件的政策根源，因此，难保不会有下一次的束手无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质获释带来的安心感中，也夹杂着一些指责受害者应负“自我责任”的不谐和音。与民间的零星话语相比，政府要人和执政党的指责分贝尤其高涨。针对获释人质表示愿意继续留在伊拉克从事志愿者工作，从事摄影报道工作的发言，自小泉首相以降，政府高层人士不约而同指出他们的个人行为和遭遇，已经带来了许多麻烦，人质应该有不给国家和政府添麻烦的自觉意识。执政党在批判“自我责任”的同时，还出现了向个人请求救出费的提案；外务省也在讨论把无法律约束力的“退避劝告”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应的“渡航禁止”。在社会喧嚣渐起的同时，舆论似乎有了一边倒的倾向。
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宪法保障国民有自由出入国的权利。民间志愿者、NGO人士奔赴海外危险地区开展援助活动，固然需要谨慎自省，但政府为避免麻烦，推卸责任，不惜讨价还价，指责民间人士添乱，却不是应有的作为。日本政府的舆论倾向，表现为遭遇挑战、陷入困境之后的恼羞成怒，也是错置国民关系的又一例证。
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着眼，国家指责被绑人质负有自我责任，显然是非分的。在现实中，日本政府坚决派遣自卫队赴伊拉克与民间志愿者赴伊拉克的初衷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支持伊拉克战后复兴。自卫队有可能出现伤亡，民间人士也会遭受绑架，这种危险性在本质上也是相同的。日本政府为自卫队员准备了高达1亿日元的慰问金，却埋怨人质事件受害者为国家添了麻烦，这是典型的“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逻辑。在事实上，日本派兵伊拉克更是民间人士横遭绑架的直接诱因，但政府却回避了这个根本原因，反而制造“个人责任”的舆论，实有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之嫌。
在历史上，民间社会的互助和支持行为，无论成败得失，在道义上从来都获得高度申张。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54国的热血青年志愿组成国际纵队，为保卫民主共和成果，共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内战；二战期间，美国退役空军以民间人士身份组成“飞虎队”，赴中国支持抗日；还有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这些民间义举，都受到了历史肯定，得到过国际声援。与前贤相比，今天活跃在伊拉克的各国志愿人士，当然也包括日本的民间志愿者，其动机大都是帮助伊拉克人民战后复兴、重建家园。他们间或不幸被恐怖武装势力劫持为人质，更有不幸者丧失了生命，但这不成为受埋怨指责的理由。意大利总理称被杀意大利人质为“英雄的死”，而日本人质却可能被苛“救出费用”，情难以堪。
也许，时代不同，条件不同，社会氛围也不同。今天活跃在伊拉克的众多民间非政府组织尽管并非人人都是国际主义者，但至少不是偏狭的国家主义者。与他们的言行作为和甘冒的风险相比，日本政府狭窄的岛国心态和精明的利益掐算，实在是相形见绌，摆不上国际台面。小泉及日本政府面临的危机，不是几个人质获释可以了事的，相反，国家维护国民安危，从来都是无条件的，责无旁贷的，容不得半点事前推委和事后抱怨。国为民者，患有所不辞。政府若缺乏包容力和责任心，丧失道义和决心，这样的政府是不值得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