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董建华於9月5日代表特区政府宣布，撤回受到万人反对的“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事实上承认了为“基本法”23条立法之举已遭遇挫折、深度搁浅之现实。董建华列举的理由是，为了消除社会疑虑，使大家把精力更集中到经济恢复上来，所以撤回草案。但董建华此前强行推销23条立法的理由，也是为了消除社会分歧，使大家能集中精力振兴经济，必须尽快立法。这种前後矛盾的说辞，已使特首的政治威信彻底扫地。董建华和特区政府能顺应民意，撤回国安条例草案，固然值得评价，但其执政理念和政策水准却也因此而彻底轰溃，成为人人可以嘲笑和怀疑的对象。这是香港的悲哀。
在权威社会，执政依靠专制；在民主社会，执政则是一门艺术。特别在香港这样久享自由的成熟社会里，执政更应讲究因势利导，才能水到渠成。但董建华在23条立法上却采取强行闯关，霸王硬上弓的方式，与主流民意形成激烈对冲，其审时度势的能力让人失望。可以说，香港为23条立法失败，其根源是在错误的时机，以错误的方式，推出了一项错误的政策。50万人参加的“七．一”大游行，呈现为香港民意的火山喷发，坐在火山口上的董建华及特区政府焉有不退避三舍之理？
可以作为比较参照的事例是，日本的桥本龙太郎内馈於1998年强行把消费税额从3%提高到5%，以补充国家财政收入之不足。但当时亚洲金融风暴馀威犹存，日本经济依然在十年失速的黑暗隧道里徘徊，民众消费乏力，怨声载道。桥本内馈也是在错误的时机，以错误的方式，推出了一项错误的政策，结果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执政自民党在当年的众参两院大选中败北，强势 导人桥本龙太郎不得不引咎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内馈全体下台。这在民主社会和政党政治中是普遍的游戏规则。与此相比，香港特区政府本次壮士断臂，仅有保安局长叶刘淑丁和财政司长梁锦松两人辞职下台，特首董建华因中央力挺，依然执政如故，算是侥幸。
因此，舆论怀疑董建华此次突然撤回国安条例草案，只是为了挽回民意失分，避免明年立法会普选时亲中政党失势。这种意见姑存一说，关键还要看董建华究竟是谁的代言人。在维护“一国两制”的原则前提下，董建华究竟是香港市民的代言人，还是中央政府的代言人，抑或成为两者之间的协调者？这种选择对董建华来说是艰难的，却又是无可回避的。现在看来，在维持香港繁荣稳定这一根本点上，中央政府与香港民意达成一致，所以董建华丝毫没有必要再成为民意对立面。强行闯关未果，已经给香港人，也给世界留下了沉重的记忆，更为未来的23条立法增添了难度。
如何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适当的政策，除了寻求公众理解的能力外，还考验特区政府的执政艺术。否则，莫如暂时搁置，以待後人来解决。撤回国安条例，董建华做出了其执政生涯中最正确的一项选择。
在权威社会，执政依靠专制；在民主社会，执政则是一门艺术。特别在香港这样久享自由的成熟社会里，执政更应讲究因势利导，才能水到渠成。但董建华在23条立法上却采取强行闯关，霸王硬上弓的方式，与主流民意形成激烈对冲，其审时度势的能力让人失望。可以说，香港为23条立法失败，其根源是在错误的时机，以错误的方式，推出了一项错误的政策。50万人参加的“七．一”大游行，呈现为香港民意的火山喷发，坐在火山口上的董建华及特区政府焉有不退避三舍之理？
可以作为比较参照的事例是，日本的桥本龙太郎内馈於1998年强行把消费税额从3%提高到5%，以补充国家财政收入之不足。但当时亚洲金融风暴馀威犹存，日本经济依然在十年失速的黑暗隧道里徘徊，民众消费乏力，怨声载道。桥本内馈也是在错误的时机，以错误的方式，推出了一项错误的政策，结果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执政自民党在当年的众参两院大选中败北，强势 导人桥本龙太郎不得不引咎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内馈全体下台。这在民主社会和政党政治中是普遍的游戏规则。与此相比，香港特区政府本次壮士断臂，仅有保安局长叶刘淑丁和财政司长梁锦松两人辞职下台，特首董建华因中央力挺，依然执政如故，算是侥幸。
因此，舆论怀疑董建华此次突然撤回国安条例草案，只是为了挽回民意失分，避免明年立法会普选时亲中政党失势。这种意见姑存一说，关键还要看董建华究竟是谁的代言人。在维护“一国两制”的原则前提下，董建华究竟是香港市民的代言人，还是中央政府的代言人，抑或成为两者之间的协调者？这种选择对董建华来说是艰难的，却又是无可回避的。现在看来，在维持香港繁荣稳定这一根本点上，中央政府与香港民意达成一致，所以董建华丝毫没有必要再成为民意对立面。强行闯关未果，已经给香港人，也给世界留下了沉重的记忆，更为未来的23条立法增添了难度。
如何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适当的政策，除了寻求公众理解的能力外，还考验特区政府的执政艺术。否则，莫如暂时搁置，以待後人来解决。撤回国安条例，董建华做出了其执政生涯中最正确的一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