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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董建华与不幸的香港 / ◆ 申 文
日期: 03年07月3期
  香港回归中国6周年,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政治危机日益深刻。这种现实,不是占尽天下第一自由贸易港便利,享有经济高速发展成果的香港市民愿意接受的;也不是竭力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欲为“一国两制”模式树立成功样板的北京中央政府愿意看到的。那堋,所有的天怒人怨,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这个承担者,就是无可奈何的“老好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董建华是一个弱势的过渡人物,但他却被不由分说地推到了前台,必须为历史负责。对於香港来说,这是一个不幸;对於个人来说,更是一种无奈。董建华出身船王世家,他的社会环境和教育背景,显示经商比从政更符合他的志趣和能力。董建华为人厚道,不具备成为强势 导人的性格基础。董建华曾在立法院指责反对派人士骂了他6年,而他的对应往往只能避重就轻。在风高浪险,讲究纵横术的政坛秀场,厚道更容易被解读为无能可欺。董建华也不是一个政策专家。从金融危机之後推出振兴房地产业的“八万五计划”,到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落实高官问责制,到为基本法23条立法,推动《国家安全条例草案》问世,董建华在政策运作中,不是拿捏不定,就是火候不够,或是时机不准,虽怀有救世济民,力挽香港的良好初衷,到头来总是落为施政败笔,加深了社会义愤和政治危机。
  如果只让董建华一人来为香港的沉沦负责,可能有欠公平。但遗憾的是,历史是裁判执政者的法庭。香港回归6年,天天唱衰香港者大有人在,而董建华及其 导的特区政府在治理、提升香港方面乏善可陈,缺少作为,即使在唱衰者面前亦显得无能为力。这一切都预示著董建华在历史的法庭上得不到高分。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这是一个举世注目的超级大难题。诸如自由民权与国家利益,经济发展与政治管理等等,都是两种社会制度不可回避的客观矛盾。特首的作用,本应该在诸多充满内在张力的矛盾对立体之间,起到平衡协调作用。但董建华的形象现在被定格为中央政府的传声筒和响应器,这是身为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的失败。董建华的失脚之处在於,虽然在具体事件的对应上亦步亦趋,与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维持香港稳定与繁荣的战略方向上却适得其反,与高层的期待南辕北辙。这不能不说,董建华的执政手腕是拙劣的,他的执政业绩是惨淡的。香港民主派的不满,多数市民的愤怒,引爆深刻的宪政危机,宣告著董建华的政治威信彻底坠落。即使连年挺董不断的中央政府,也有必要重新检讨驯良的“政治好人”是否是香港特首的合适人选。
  香港是一颗璀璨的东方之珠。董建华出任特首,没能有效弥合两种制度之间客观存在的冲突和裂缝,反而因其揣度民意不力,施政治理失当,扩大了两种制度的对立并酿成政治危机,这是所用非人的恶果,也是香港的大不幸。东方之珠香港能否重建公正、合理、民主、自由的良性政治秩序,能否重拾经济都市、自由贸易港的信心和实力,当然不是拉下一个董建华就可告万事大吉的。董建华的无奈和痛苦,表现为他纵然有意牺牲自己,亦成全不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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