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发韧于成都的民间反日游行，经过了深圳、广州和北京的南北响应后，终于也在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现代化规模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引起了回响。大规模的学生和市民游行，夹杂着冲击日本总领馆、砸毁日本料理店的过激破坏行动，使日本人对于中国民间理性的最后寄望彻底破灭，也使逐渐进入新冷战状态的中日关系跌入了恢复邦交以来最抵触、最危险的时期。
无论是沉静还是过激，中日民间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立场，包括中国爆发示威游行，也包括日本硬推右翼教科书。民间泄愤之后，必须由政府出场来收拾残局，中日政府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考验，责任受到叩问。町村外务大臣在4月17日按预定出访中国，围绕着当前的反日骚动，与中国外长李肇星会谈的话题显得颇为棘手。
在国家关系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中日关系混乱而严峻的当下，这个问题益发显得真实而紧迫。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若昧于自省，只会一味指责对方，推卸责任，或漫无边际地寻找理由，设置前提，都无助于解决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反日骚动中，除了中方批判日本美化战争歪曲历史，日方指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过头之外，世人听不到单方面自我反省的声音，也看不到理性有效的解决之策。事实上，中日两国政府都在顺应并利用本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只有程度不同，没有本质区别。
从现实来看，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数年来不顾中、韩等邻国反对，一意孤行地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实乃缺乏外交感觉的愚行，也是中、韩积聚反日情绪，爆发反日运动的根本诱因。无论小泉对参拜行动做出政治信念或文化习俗上的任何解释，其本身已成为右翼教科书肆意出笼的政治背景，也迎合了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节拍。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历届首相，都把靖国参拜看成为一时性的外交问题，无不怀着侥幸心理认为这不会影响国家关系，更不会伤及经贸交流。但事与愿违。中国一贯把历史看作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靖国参拜决不是一时性问题，而是伤害国民感情，损害国家尊严的永久性问题。回顾几年来的中日关系，其每况愈下的进程中一目了然：参拜引起政冷，政冷导致反日，反日影响经热。在政治冷淡、话不投机的状态下，诸如钓鱼岛领土冲突，东海资源开发纷争，日本入常问题等，都得不到有效的协商解决，终至酿成外交大患。
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纪子近日在接受富士电视台采访时，打个比方说：日本人经商的基本出发点是站在客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尽可能为对方提供便利和服务。为什么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就缺乏这种站在对方立场上进行换位思考的能力呢？在一片批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过头，谴责中国人过激行为的日本舆论中，这种自我反省的声音启人深思。日本外相町村访中，忙着强调中国政府责任，拘泥于谢罪和赔偿之类的前提，最终是无法为对立和紧张的中日关系解套的。
中国政府在理直气壮谴责日本昧于历史认识的同时，也不能孤立地看待反日游行事件，必须将此与中国近年来此起彼伏的民间抗议活动联系起来，才能认识到这场蔓延全国的反日游行的社会真意。海外舆论对中国反日游行持续扩大和不断激化解读出两种可能：政府放任或政府失控。事实上，作为政府行为的“放任”和“失控”，不是对立关系，而是顺接关系。中国政府如果对此有所警觉，就不会为民族主义情绪劲吹东风。民间人可以无法无天、无所顾忌，政府必须有政治信誉，有责任承担。因此，“投鼠忌器”应该是现代国家政府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中应有的姿态──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政府都不能执意放松疆绳，让民族主义的烈马四处奋蹄，一跑到底。
随着欧盟的成立和扩大，欧洲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和平机制，这是献给战后60周年纪念的最好礼物。与此相对照，东北亚却在越来越深地陷入新冷战陷阱，对战后60周年纪念构成了新的揶揄和嘲讽。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东亚各国人民，尤其是政府，如果不能出离自我的国家立场，不能上升到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新层次新高度来考虑问题，那么无休止的恶性历史循环仍将继续下去。即使是个人，要摆脱自我立场、放弃眼前利益，都是困难的，更何况国家政府。但为了地区和平，为了子孙利益，有时就需要隐忍、妥协，甚至放弃；就需要从长计议，而不是争一时短长。这才是政府应该秉持的执政理性、公共智慧、历史责任。
发韧于成都的民间反日游行，经过了深圳、广州和北京的南北响应后，终于也在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现代化规模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引起了回响。大规模的学生和市民游行，夹杂着冲击日本总领馆、砸毁日本料理店的过激破坏行动，使日本人对于中国民间理性的最后寄望彻底破灭，也使逐渐进入新冷战状态的中日关系跌入了恢复邦交以来最抵触、最危险的时期。
无论是沉静还是过激，中日民间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立场，包括中国爆发示威游行，也包括日本硬推右翼教科书。民间泄愤之后，必须由政府出场来收拾残局，中日政府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考验，责任受到叩问。町村外务大臣在4月17日按预定出访中国，围绕着当前的反日骚动，与中国外长李肇星会谈的话题显得颇为棘手。
在国家关系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中日关系混乱而严峻的当下，这个问题益发显得真实而紧迫。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若昧于自省，只会一味指责对方，推卸责任，或漫无边际地寻找理由，设置前提，都无助于解决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反日骚动中，除了中方批判日本美化战争歪曲历史，日方指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过头之外，世人听不到单方面自我反省的声音，也看不到理性有效的解决之策。事实上，中日两国政府都在顺应并利用本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只有程度不同，没有本质区别。
从现实来看，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数年来不顾中、韩等邻国反对，一意孤行地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实乃缺乏外交感觉的愚行，也是中、韩积聚反日情绪，爆发反日运动的根本诱因。无论小泉对参拜行动做出政治信念或文化习俗上的任何解释，其本身已成为右翼教科书肆意出笼的政治背景，也迎合了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节拍。包括小泉在内的日本历届首相，都把靖国参拜看成为一时性的外交问题，无不怀着侥幸心理认为这不会影响国家关系，更不会伤及经贸交流。但事与愿违。中国一贯把历史看作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靖国参拜决不是一时性问题，而是伤害国民感情，损害国家尊严的永久性问题。回顾几年来的中日关系，其每况愈下的进程中一目了然：参拜引起政冷，政冷导致反日，反日影响经热。在政治冷淡、话不投机的状态下，诸如钓鱼岛领土冲突，东海资源开发纷争，日本入常问题等，都得不到有效的协商解决，终至酿成外交大患。
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纪子近日在接受富士电视台采访时，打个比方说：日本人经商的基本出发点是站在客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尽可能为对方提供便利和服务。为什么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就缺乏这种站在对方立场上进行换位思考的能力呢？在一片批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过头，谴责中国人过激行为的日本舆论中，这种自我反省的声音启人深思。日本外相町村访中，忙着强调中国政府责任，拘泥于谢罪和赔偿之类的前提，最终是无法为对立和紧张的中日关系解套的。
中国政府在理直气壮谴责日本昧于历史认识的同时，也不能孤立地看待反日游行事件，必须将此与中国近年来此起彼伏的民间抗议活动联系起来，才能认识到这场蔓延全国的反日游行的社会真意。海外舆论对中国反日游行持续扩大和不断激化解读出两种可能：政府放任或政府失控。事实上，作为政府行为的“放任”和“失控”，不是对立关系，而是顺接关系。中国政府如果对此有所警觉，就不会为民族主义情绪劲吹东风。民间人可以无法无天、无所顾忌，政府必须有政治信誉，有责任承担。因此，“投鼠忌器”应该是现代国家政府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中应有的姿态──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政府都不能执意放松疆绳，让民族主义的烈马四处奋蹄，一跑到底。
随着欧盟的成立和扩大，欧洲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和平机制，这是献给战后60周年纪念的最好礼物。与此相对照，东北亚却在越来越深地陷入新冷战陷阱，对战后60周年纪念构成了新的揶揄和嘲讽。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东亚各国人民，尤其是政府，如果不能出离自我的国家立场，不能上升到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新层次新高度来考虑问题，那么无休止的恶性历史循环仍将继续下去。即使是个人，要摆脱自我立场、放弃眼前利益，都是困难的，更何况国家政府。但为了地区和平，为了子孙利益，有时就需要隐忍、妥协，甚至放弃；就需要从长计议，而不是争一时短长。这才是政府应该秉持的执政理性、公共智慧、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