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岛模式”，是《中文导报》在1999年的报道中归纳出来的概念。
当年，由岩崎隆次郎出任代表理事的“九州岛地区日本语教育设施协同组会”以保障学生来日安定学习和生活为由，向就学生预收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开学校私收保证金先例。《中文导报》当时曾质疑“九州岛模式”的本质究竟是管理还是敛财，究竟是运营还是投资？本报同时明确指出，这种经营和管理方法缺少法律依据，更缺乏社会监督机制，一旦巨款被卷走，或发生一些人们并不陌生的意外，最后的灾难承担者只能是就学生。
5年后，“九州岛模式”的破产被不幸言中。岩崎代表理事在5年里从“协同组合”非法支取了8个加盟日本语学校里300多名中国就学生预付的学费和生活保证金，用于投资自己经营的数家日本语学校和民间企业，涉及金额高达6亿4500万日元。由于运营不善，入不敷出，该协同组合从2004年12月至今已无法向就学生支付每月7万日元的生活费。目前，岩崎前代表理事不知去向，属下福冈日本语中心的34名中国学生已联名起诉“九州岛地区日本语教育设施协同组合”，追讨他们预交的血汗钱。这在事实上宣告了“九州岛模式”已经彻底破产。
“九州岛模式”是日本先行就学生管理制度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种模式。近年来，为了强化对来日就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就学生进行管理，预收保证金已成为各类学校心照不宣的控制手段。小至日本语学校在招生时纷纷向学生收取保证金，中如九州岛这样以“协同组合”的名义大规模预收保证金，大到法务省入管局在审批留学资格时惟“存款证明”是问，形成了上行下效的恶性互动。自入管局以下，直到语言学校，每一级管理者都以预付存款为保障，采取强制性管理手段，而根本没有考虑如何从制度着眼，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提供安心学习的环境，寻找解决后顾之忧的方法。
九州岛协同组合前代表理事岩崎擅自横领学生预付款项，东窗事发，导致“九州岛模式”破产，或许带有偶然性。但偶然之中有必然，不是岩崎也会有他人来从事同样的违轨操作，因为“九州岛模式”管理制度本身充满了不正当的诱惑和陷阱。入管局光顾着加强管理学生，一直以来都对“九州岛模式”予以顺水推舟的默认，不曾想入管局赖以合作的私人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本身已经漏洞百出，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留学生每每在事件中沦为不幸的双重受害者──从“酒田短大”到“九州岛模式”，这样的恶性事例不在少数。
“九州岛模式”终于破产了。从2005年度开始，“九州岛地区日本语教育设施协同组合”不得不废除这项制度，但究其原因只是操作上难以为继，而不是制度本身获得改善或转换。在九州岛以外，还有那么多的学校依然预收着巨额保证金，各地入管局依然为“存款证明”而开，认证不认人，这些都是隐患丛生、受害续出的制度性病根。日本开放留学生事业走过了20个年头，在放开数量更兼狠抓质量的今天，“九州岛模式”的破产显示日本依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兼顾各方利益的，能为留学生活提供保障的成熟的留学制度。由无数个受害者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对先行的留学制度和管理模式应该有所触动。“九州岛模式”的倒掉，来得太晚了。
当年，由岩崎隆次郎出任代表理事的“九州岛地区日本语教育设施协同组会”以保障学生来日安定学习和生活为由，向就学生预收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开学校私收保证金先例。《中文导报》当时曾质疑“九州岛模式”的本质究竟是管理还是敛财，究竟是运营还是投资？本报同时明确指出，这种经营和管理方法缺少法律依据，更缺乏社会监督机制，一旦巨款被卷走，或发生一些人们并不陌生的意外，最后的灾难承担者只能是就学生。
5年后，“九州岛模式”的破产被不幸言中。岩崎代表理事在5年里从“协同组合”非法支取了8个加盟日本语学校里300多名中国就学生预付的学费和生活保证金，用于投资自己经营的数家日本语学校和民间企业，涉及金额高达6亿4500万日元。由于运营不善，入不敷出，该协同组合从2004年12月至今已无法向就学生支付每月7万日元的生活费。目前，岩崎前代表理事不知去向，属下福冈日本语中心的34名中国学生已联名起诉“九州岛地区日本语教育设施协同组合”，追讨他们预交的血汗钱。这在事实上宣告了“九州岛模式”已经彻底破产。
“九州岛模式”是日本先行就学生管理制度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种模式。近年来，为了强化对来日就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就学生进行管理，预收保证金已成为各类学校心照不宣的控制手段。小至日本语学校在招生时纷纷向学生收取保证金，中如九州岛这样以“协同组合”的名义大规模预收保证金，大到法务省入管局在审批留学资格时惟“存款证明”是问，形成了上行下效的恶性互动。自入管局以下，直到语言学校，每一级管理者都以预付存款为保障，采取强制性管理手段，而根本没有考虑如何从制度着眼，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提供安心学习的环境，寻找解决后顾之忧的方法。
九州岛协同组合前代表理事岩崎擅自横领学生预付款项，东窗事发，导致“九州岛模式”破产，或许带有偶然性。但偶然之中有必然，不是岩崎也会有他人来从事同样的违轨操作，因为“九州岛模式”管理制度本身充满了不正当的诱惑和陷阱。入管局光顾着加强管理学生，一直以来都对“九州岛模式”予以顺水推舟的默认，不曾想入管局赖以合作的私人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本身已经漏洞百出，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留学生每每在事件中沦为不幸的双重受害者──从“酒田短大”到“九州岛模式”，这样的恶性事例不在少数。
“九州岛模式”终于破产了。从2005年度开始，“九州岛地区日本语教育设施协同组合”不得不废除这项制度，但究其原因只是操作上难以为继，而不是制度本身获得改善或转换。在九州岛以外，还有那么多的学校依然预收着巨额保证金，各地入管局依然为“存款证明”而开，认证不认人，这些都是隐患丛生、受害续出的制度性病根。日本开放留学生事业走过了20个年头，在放开数量更兼狠抓质量的今天，“九州岛模式”的破产显示日本依然没有形成完整的、兼顾各方利益的，能为留学生活提供保障的成熟的留学制度。由无数个受害者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对先行的留学制度和管理模式应该有所触动。“九州岛模式”的倒掉，来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