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提出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和污染这5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基本参数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是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抑制增长以避免无限发展无限消耗可能带来的崩溃前兆。30多年来，与罗马俱乐部“零增长理论”相伴随的悲观气氛，每每随着技术发展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巨大发展潜能而被冲淡。尽管全球人口已经突破60亿，人类依然欣欣向荣，对未来前途充满乐观憧憬。
不过，罗马俱乐部发表爆炸性预测以后，人类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确是事实，经济全球化也造成了污染全球化，日益严重的温室效应使得地球逐渐变暖，异象环出，灾害丛生。为了抑制污染大气的二氧化碳等废气排放量，由141个国家签署并批准的《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008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这是罗马俱乐部警告人类自觉抑制增长理论的历史性回响，也是人类为子孙后代获得可持续发展权利而送出的一份厚礼。
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促使人类认真思考地球的长期发展问题。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我们共同的前途》报告，设计出“可持续发展”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全面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前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也在1992年成立，开始引导人类走上自觉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漫长征程。
学者们的作用在于发现问题，预测危机；国家政府乃至联合国的任务则是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妥善解决危机问题。罗马俱乐部的贡献在于，提示并促进人类从大视野、长时段着眼，重新理解了“生存困境”的含义。作为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鼓励自由化竞争、放任掠夺性发展的批判，“增长的极限”理论不是从现实利益出发而是从未来发展着眼，通过逆向思维，指出了放任肆意发展的危险性，并预测出计划性对人类发展同样不可或缺。《京都议定书》以制定发达国家二氧化碳减排定量配额为主要内容，其实质是对全球能源消耗给出一定的计划性指标，其出发点颇类于中国当年推出“计划生育”政策。不过，《京都议定书》也设立了排放权配额交易制度，显示计划之中也有市场的灵活性。尽管实施过程仍属莫测，发展道路仍然艰难，但从总体上看，《京都议定书》正是人类面对自然开始自我约束、自我节欲的一块里程碑。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人类命运肩负责任。《京都议定书》所提倡并规定的废气减排对于人类意义深远，对于签约国影响重大。从客观上看，这涉及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分配；从主观上看，则关系到责任和义务的自我承担。观察这个问题，不外乎两种视角；全球化眼光和国家本位立场。美国作为全球化概念最大的提倡者和受益者，却在废气减排问题上坚持国家本位立场，悍然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反派角色。美国受到谴责理所当然，因为它选择了自私和愚蠢，树立了恶劣样板，为人类所不耻。
中国虽属发展中国家，决不应该，更不会以美国作为参照系。在马上就要启动的第二阶段谈判中，中国的选择也许颇为艰难，需要同时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争取权利，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地区大国、一个旗帜鲜明的议定书签约国，决不会回避自己的责任。对抗地球温暖化，改善全球气温，需要每个国家乃至每位个人做出努力和贡献。任何似是而非的理由，把问题复杂化的借口，都是对人类的挑战，对子孙的犯罪。美国可以逃避全球义务于一时，结果可能得不偿失，不足为效。
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提出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和污染这5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基本参数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是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抑制增长以避免无限发展无限消耗可能带来的崩溃前兆。30多年来，与罗马俱乐部“零增长理论”相伴随的悲观气氛，每每随着技术发展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巨大发展潜能而被冲淡。尽管全球人口已经突破60亿，人类依然欣欣向荣，对未来前途充满乐观憧憬。
不过，罗马俱乐部发表爆炸性预测以后，人类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确是事实，经济全球化也造成了污染全球化，日益严重的温室效应使得地球逐渐变暖，异象环出，灾害丛生。为了抑制污染大气的二氧化碳等废气排放量，由141个国家签署并批准的《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008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这是罗马俱乐部警告人类自觉抑制增长理论的历史性回响，也是人类为子孙后代获得可持续发展权利而送出的一份厚礼。
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促使人类认真思考地球的长期发展问题。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我们共同的前途》报告，设计出“可持续发展”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全面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前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也在1992年成立，开始引导人类走上自觉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漫长征程。
学者们的作用在于发现问题，预测危机；国家政府乃至联合国的任务则是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妥善解决危机问题。罗马俱乐部的贡献在于，提示并促进人类从大视野、长时段着眼，重新理解了“生存困境”的含义。作为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鼓励自由化竞争、放任掠夺性发展的批判，“增长的极限”理论不是从现实利益出发而是从未来发展着眼，通过逆向思维，指出了放任肆意发展的危险性，并预测出计划性对人类发展同样不可或缺。《京都议定书》以制定发达国家二氧化碳减排定量配额为主要内容，其实质是对全球能源消耗给出一定的计划性指标，其出发点颇类于中国当年推出“计划生育”政策。不过，《京都议定书》也设立了排放权配额交易制度，显示计划之中也有市场的灵活性。尽管实施过程仍属莫测，发展道路仍然艰难，但从总体上看，《京都议定书》正是人类面对自然开始自我约束、自我节欲的一块里程碑。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人类命运肩负责任。《京都议定书》所提倡并规定的废气减排对于人类意义深远，对于签约国影响重大。从客观上看，这涉及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分配；从主观上看，则关系到责任和义务的自我承担。观察这个问题，不外乎两种视角；全球化眼光和国家本位立场。美国作为全球化概念最大的提倡者和受益者，却在废气减排问题上坚持国家本位立场，悍然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反派角色。美国受到谴责理所当然，因为它选择了自私和愚蠢，树立了恶劣样板，为人类所不耻。
中国虽属发展中国家，决不应该，更不会以美国作为参照系。在马上就要启动的第二阶段谈判中，中国的选择也许颇为艰难，需要同时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争取权利，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上升的地区大国、一个旗帜鲜明的议定书签约国，决不会回避自己的责任。对抗地球温暖化，改善全球气温，需要每个国家乃至每位个人做出努力和贡献。任何似是而非的理由，把问题复杂化的借口，都是对人类的挑战，对子孙的犯罪。美国可以逃避全球义务于一时，结果可能得不偿失，不足为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