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的当前，中方选在这个时节发表遣唐使墓志，不乏表彰中日关系千年友好之意；日本媒体对这一新发现做了大幅报道，也意在强调日中友好关系渊源流长，证明中国执政者向来重视中日关系。尤其令日本人兴奋的发现是，墓志铭中明确写有“国号日本”的字样，显示唐代承认“日本”国号至少在公元734年以前，这比日本现有实物史料记载国名的出现时间还要早几十年，是对“日本”国号最早的实物纪录。
▲ 墓志铭
据新华社报道，这块石刻遣唐使墓志发掘于西安市内的建筑工地，后被个人收藏，最近才由西北大学博物馆正式征集获得并加以收藏。该墓志为边长39.5厘米的四方形石碑，刻石铭文从右到左共12行，171计字。墓志铭记载了一位名叫“井真成”的遣唐使留学生的生平事迹。
碑文题为“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并序”。碑文称：“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口命远邦，驰聘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口朝，难与俦矣。
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口遇移舟，隙缝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口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州六。皇上口伤，追崇有典。诎赠尚衣奉御，葬令官口。即以其年二月四日，葬于万年县产水口原，礼也。
呜呼 素车晓引，丹旗行衰。嗟远 口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 口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注，口为无法判读识别的文字）
这篇短短的墓志铭，真实传达了中日交流史上一段重要的感性信息。井真成是迄今在日本的遣唐使历史中没有记载过的人物。井真成在734年病逝于长安，时年36岁。依此往前推，他可能是717年受派遣的一批遣唐使中的一员，赴唐时年仅19岁。与他同期赴唐的遣唐史队伍中有著名的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僧玄舫等，这一批遣唐使总人数为557人。井真成被称为“才称天纵”，在长安时期“强学不倦”，认真研习了唐代的礼乐文化，律令法制，还曾考中秀才，算得上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才学和名声为皇帝看重，故此才会在死后受唐玄宗追赠从五品“尚衣奉御”，受到抚慰和追思。
墓志铭中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受到普遍重视。“日本”作为国号，在公元7世纪开始使用。《大宝律令》（701年）首次规定了“把日本作为国号”的条项。《日本书纪》完成于720年，现仅存中世摹写本。现存最古老的“日本”文字，出现在标有天平18年（746）年号的公务员报告书中。本次在遣唐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中出现了“国号日本”字样，是现存实物史料中最早的，堪称日本史的一大新发现，也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被承认的新例证。
▲ 遣唐使
井真成的墓志被发现后，吸引人们重新关注遣唐使在中日交流中的历史作用。
从公元630年开始，在此后的200余年间，日本总计派出了20批遣唐使赴中国学习先进的制度、文化和技术，但其中有多批人员在赴唐途中失散流落，没能最终成行。717年，19岁的井真成与其它众多怀抱理想的年轻人一起，赴唐抵达首都长安学习。由于遣唐使的船只不定期赴唐，下一次的遣唐使船相隔16年，于733年才到达中国。就在前一批遣唐使学成，准备在第二年乘船归国之前，井真成不幸病逝，令人惋惜。
当时，不少优秀的日本留学生在唐朝首都长安学习，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也受到皇帝的重视。与井真成同期遣唐的阿倍仲麻吕后以中国名“ 晁衡”在唐朝入仕，一直晋升为安南节度使（今越南地区的行政长官），终身没能重返故乡；而另一位井真成的同期生吉备真备则在734年乘船返回日本，带回了大批有关儒学和天文学的书籍，还有乐器和弓箭等实物。吉备真备回日本后曾出任右大臣，是日本史上的名相。
公元8世纪以降，共有4艘遣唐使船抵达中国，最澄、空海等著名僧人也留学中国。随后。许多留学生和技术工匠同乘一条船回日本，从唐朝带回了最新的大陆文化，成为日本中世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8世纪以后，随着唐朝的衰退和内乱，日本觉得派遣留学生赴唐学习的意义越来越淡薄，遂接受菅原道真建议，于894年最终废止了遣唐使制度。
▲ 交流史
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被发现，在如今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再一次佐证了中日关系的千年友好是主流。
当时的唐朝都城长安，人口超过100万，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学习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并等待着下一次遣唐船的到来。唐代的中国社会，从皇帝开始到民间，都对日本留学生持友好态度，并重视为优秀留学生提供进学和入仕的机会，从来不把他们看作外人。
正在西安参加空海入唐1200年纪念活动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出席了井真成墓志公开发表会。平山郁夫说：井真成作为留学生，受到了唐朝皇帝的高度评价。日本留学生死后能建成如此珍贵的墓志，充分证明了当时的中国王朝和皇帝非常重视中日关系。像井真成这样的留学生，在当时把先进的文化带回国，给与日本以重要影响。为了以历史作为镜鉴，呼唤日中关系一定要友好，井真成墓碑才在这时候出土的。
奈良大学教授东野治之表示，这不仅是第一次发现遣唐留学生的墓志，也是具体说明当时留学生状况的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国学院大学教授铃木靖民认为，井真成墓志是研究日中交流史和日本古代文化史的第一手史料。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年岁相仿，官位相当，可以视为遣唐使中的“另一位阿倍仲麻吕”。此外，由于现在发掘的唐代墓志虽有5000件以上，但明确记载“日本”的却惟此仅见。随着唐代墓志发掘的推进，今后仍有可能发现日本人的唐代墓志，进一步丰富中日交流史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