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出版的右翼历史教科书和公民教科书，在2001年的教科书选用过程中，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批判，在全国544个选择区中惨败，最终仅由东京都和爱媛县的少数养护学校和极个别私立学校选用，采用率不到0.1%。本次相隔4年，“编撰会”再次卷土重来，企图以平静的方式把右翼历史教科书送入学校教育现场。
4年来，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向着保守和右倾方向发展，更在客观的教育环境上为右翼教科书进入学校提供了支持。白鸥高校的攻防战，也是下一轮全国性教科书选用的前哨站。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再一次浮上水面，也构成了右翼势力发出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的最新战场。
一、战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线索
日本在战后转向民主社会，走和平道路，并对历史进行反思。但日本的反思是不彻底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在明确记述战争悲剧、揭载侵略事实与隐蔽侵略事实、使战争正当化之间摇摆。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右翼势力对教科书发动攻击共有3次高潮。
1950年代初期，日本的各种历史教科书为反省战争，都记载了侵略事实。虽然不是很充分，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大都有所记载。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动第一次教科书攻击，文部省强化了教科书检定，目的在于淡化、隐蔽侵略事实。诸如否定“南京大屠杀”，把日本的“侵略”改为“进出”，八成以上教科书因记载“加害很多”被驳回修改等等。此后15年间，教科书中记载731部队、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日军残杀亚洲各地住民的内容，在文部省检定后均被强制删除或修正。
1970年，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提交的如实记载历史事实的教科书被文部省检定为不合格。家永三郎向法院提出诉讼，史称“第一次家永诉讼”。法庭判定文部省的做法违宪违法，教科书检定尺度走向缓和，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的撰写和编辑也大为改善。1971年，“南京大屠杀”相隔20年后被再次载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
1980年代初期，由于自民党反对教科书明确记载日本侵略军的加害事实，文部省再度强化了教科书检定标准。“侵略”被改为“进出”，“南京大屠杀”被修正为“在混乱中发生”，有关731部队和强奸等内容被删除。80年代初期的右翼回潮，被称为“第二次教科书攻击”。
由于日本的教科书再次隐埋瞒加害事实，引起了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强烈反对，并进一步发展成抵制日货和外交问题。为此，日本政府于1982年确立了“近邻诸国条项”，以此作为教科书检定的基准和前提，这使得极端化地把侵略行为正当化的做法成为不可能。1984年，家永三郎围绕着日本军强奸妇女、731部队、冲绳作战等教科书检定问题，再次提出法庭诉讼，史称“第三次家永诉讼”。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抗议和民间抗争，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日本的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的记述有所改善。1985年，大部分教科书都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1994年，高校教科书也记载了慰安妇的悲剧。
但从90年代中期以来，以登上政坛的二世议员为中心，日本右翼保守思潮重新泛起。他们先后成立了“历史检讨委员会”、“终战50年国会议员连盟”、“思考日本的前途和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会”等组织，声称“要在自民党手里对大东亚战争做出总结”，宣称“大东亚战争是亚洲的自卫和解放战争”，再次展开了大规模否认历史事实的宣传活动。这被称为“第三次教科书攻击”，并一直持续至今。在此背景下发韧，并且活动猖獗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就是“第三次教科书攻击”的前台总代表。
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右翼背景揭秘
与4年前相比，目前日本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更趋右倾保守化。政府立法强制学校师生齐唱“君之代”国歌，起立向“日之丸”国旗致敬；东京都教委严厉处分反对执行国旗国歌法的教员；国会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政府独断向海外派兵；以反中国、反韩国为代表的排外思想不乏市场……这些都使得以礼赞战争、蔑视女性、宣扬国粹主义、歪曲捏造历史为特征的《新历史教科书》更容易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被推销到学校现场。事实上，在四处活动的“编撰会”背后，是基础深厚的右翼社会构造。
1.来自日本权力中枢的支持
作为支持右翼教科书的政治母体，现在日本政权中枢，有不少颇具影响力的二世议员。他们的父辈大都主导或参与了当年的侵略战争，因此这些二世议员成为歪由历史事实、推动侵略正当化的支持力量。比如，现任总务大臣麻生太郎是原众议员麻生大贺吉之子。麻生煤矿曾在强制连行过程中导致许多朝鲜人悲惨地死去。现任经产大臣中川昭一声称“从军慰安妇没有遭到强制”，其父中川一郎生前是自民党派阀“中川集团”的领袖，是有名的右翼和民族派政治家──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就是“中川集团”的成员。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认为“慰安妇问题是歪曲”，其祖父为战时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战后被判为A级战犯，后出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前经产大臣，自民党大老平沼赳夫，也是战前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之孙。
当战前派政治家凭借二世、三世议员在日本政坛复活的同时，以在任自民党议员为中心，日本政坛对“编撰会”的活动给与全面支持和推进。2004年6月24日，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数百人在宪政纪念馆参加了“编撰会推进大会”。该次集会，实际上是日本右翼势力支持“编撰会”教科书被采用的总决起大会。热烈赞同《新历史教科书》的文部大臣河村健夫指出“教育基本法需要彻底改造”，“国旗皆扬，国歌齐唱，是国际贡献”。自民党议员古屋圭司说，本次自民党全体奋起，为青年议员会提供了全面支持。自民党议员城内实更主张撤销对教科书检定有制约作用的“近邻诸国条项”，并宣称“最坏的是反日报纸，是反日的伪善的文化人”。自民党女性局长西川京子则呼吁日本人与反对歪曲战争历史的在日韩国人团体展开全面战斗。
2.全国性的右翼团体组织渐次成型
在日本，为历史翻案的全国性组织渐次结成，并与各地方议员联手，对各都道府县的学校和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
归纳起来看，1997年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1997年5月31日，由统一极右议员组织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与“保卫日本会”结合成立“日本会议”；1998年成立了“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的青年议员会”；2000年成立“教科书改善连络协议会”。为这些全国性右翼组织提供政治支持的是自民党，提供媒体支持的是《产经新闻》。作为“编撰会”的外围支持团体，“教科书改善连络协议会”的目的就是呼吁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结成协力关系，开始有组织地向各地教科书选择的责任者“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
3.对教科书选用的施压过程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发动“第三次教科书攻击”，不仅仅限于执笔写作阶段，他们的影响力还深入到教科书的出版、文科省的检定、地方教育委员会的选用，以及在学校现场剥夺了教师参与选择意见。
这一过程源自1995年自民党右翼政治家结成“历史检讨委员会”。1998年，当时的町村信孝文部大臣指出：“在教科书检定审议会之前，各出版社在编撰教科书阶段就应对否定历史要素的做法进行研讨”。1999年1月，文部省向各出版社施压，1999年12月，内阁官房也直接给各出版社打电话，希望教科书对慰安妇的记述要慎重。“青年议员会”也施加相同的呼吁和压力。其结果，2001年当时7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全部有记述慰安妇的内容，然而当年推出的新检定本中，保留慰安妇记述的只占13%，删除慰安妇内容的占87%。其余有关“南京大屠杀”、“侵略悲剧”、“冲绳战斗”、“侵略用语”等都被大幅度删节或淡化。
在教科书的选择阶段，“编撰会”及右翼政客又把目标集中到各个市町村议会和地方教育委员会，试图在选择区细分化的基础上，寻求逐个突破。目前，新成立的都立中高一贯校──白鸥高校已被锁定为突破口。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横山洋吉教育长表示，都教育委员会已经废除了学校教职员有权选择教科书的学校票。这为右翼教科书进入学校现场铺平了道路。
4.“编撰会”拥有丰富的资金后援
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网页上，公开刊出了赞同编撰会工作的支援企业名单。丰富的企业和人脉背景，为“编撰会”篡改历史提供了便利。
这些企业和团体包括：三菱重工、住友生命、BRIDGESTONE、东京三菱银行、鹿岛、中央青山监查法人、HINO PLAZA、东洋纺、大成建设、中外制药、大林组、富国生命、清水建设、日商岩井、AJINOMOTO、电气通信大学、日本相扑协会、高野山真言宗等等。还有日本总研、富士通、阿拉伯石油、三菱总研、神户制钢、广岛银行、帝人、朝日啤酒、花王、亚细亚大学等企业单位的重要成员等。
5.根本原因是历史教育残留不良债权
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银行留下了大量难以处理的不良债权，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必需的追加投资。与此相仿，日本在战后，尤其在最近10年里，对历史问题和战争遗害也是暂缓处理或是处理不?簦?粝铝舜罅坷?方逃?牟涣颊?ā４诱庑┎涣颊?ㄖ校?壬?鲆浴氨嘧?帷蔽??淼挠乙硗盘搴褪屏Γ?现刈枘恿巳毡居胫小⒑?榷?歉鞴?挠押媒煌??br> 日本的历史教育要取信于国民和亚洲人民，就必须把教科书检定、选择的决定权从一部分议员的手里，归还到广大国民手里。
三、《新历史教科书》的问题点和危害性
“编撰会”的推进者们有许多危险的言论，礼赞战争、宣扬国粹、蔑视女性、捏造历史。这是《新历史教科书》的社会言论基础。例如“日本为解放亚洲做了好事，亚洲人应该感谢日本”（江藤隆美）；“自卫队如果在伊拉克死两三个人，对修改宪法是好事”（三浦朱门）；“不允许给反日分子使用税金”（柏村议员）；“日本是万世一家的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森喜朗）；“中国人的身上流淌着犯罪者的DNA”（石原慎太郎）；“从军慰安妇不过是为了挣钱的卖春妇”（奥野诚亮）；“描述慰安妇的历史，就像描述厕所的历史一样，是不必要的”（?本多加雄）；“创氏改名是出于朝鲜人的希望，日本人才给他们改成日本名”（麻生太郎）……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的支持下，《新历史教科书》才大胆地把侵略正当化，公开隐蔽日本侵略的史实，极力赞美天皇中心制，疯狂煽动国粹主义。例如该教科书称：“为了保卫日本的安全，保护满洲的权益，合并韩国是必要的”；“朝鲜的危机意识很淡薄，中国／朝鲜两国从传统的中华思想立场出发，抱着看低日本的感情，对于列强的威胁，没有如日本那样去积极地对应。”同时，该教科书对于创氏改名、在殖民地强制使用日本语、没收土地、强制连行、慰安妇从军、实行征兵制、推行皇民化政策、镇压独立反抗运动、在关东大地震中屠杀朝鲜人和中国人等历史罪恶行径，纷纷予以删除或淡化处理。该教科书还着力美化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把神话解释为历史事实，甚至不惜捏造史实，把日本的绳文文明夸张为比四大文明还要早1万年。
《新历史教科书》出版后，已在2001年引起了众多的社会批判，其危害性表现为：
1.引发外交纷争：一部分右翼政治家和右翼教科书的自我美化行为，严重伤害了近邻诸国，如中国和韩国国民的感情。中日、韩日数代人推动交流、促进友好的努力和成果受到损害，日本的国家形象也为此受损，最大的损害会降临到日本的下一代。
2.妨碍经济交流：右翼历史教科书出笼，伤害了中、韩等国人民的感情。一方面，“勿忘国耻，抵制日货”活动重新兴起；另一方面，中国民间反日情绪蔓延，对日本企业投资中国非常不利。“反日货联盟”出现，各种反日势头抬头，不利于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
3.违反人道的犯罪行为：教科书把战争中的性犯罪受害者（原慰安妇）称作“共同便所”，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迄今，韩国的原慰安妇受害者每周三都会到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得不到日本的正式谢罪和赔偿，这样的抗议示威会一直举行下去。
4.教育上的误导：否认侵略、歪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一旦进入学校，无数孩子纯真的心灵，将受到右翼势力侵蚀。无知的非人道的歧视性发言和狭隘历史观将在孩子们心头蔓延。右翼历史教科书可以自我掩盖，却抹不去被害各国经历过的历史悲剧。目前，中国建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韩国建有“独立纪念馆”，菲律宾建有“死难行军追悼碑”，泰国建有“国军兵士之碑”，马来西亚建有“大屠杀追悼碑”。残留在世界各国的侵略遗迹，是对《新历史教科书》谎言的最好指证。
5.国民缺席的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从编撰、检定、选择到最后进入学校现场的全过程，都是右翼势力一手遮天、排除了学校教职员工的参与和社会力量的监督。这样的“教科书”被称为“凶化书”。
四、目前的危机：白鸥高校打响了教科书选择前哨战
4年一次的教科书选择，在2004年8月又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支持下，东京都教育委员会主导的首家都立中高一贯校──都立白鸥高校于2005年正式开校之际，很可能选用《新历史教科书》，成为右翼历史教科书进入学校的突破口。掌握着历史教育命运的6名都教育委员会成员是：横山洋吉教育长、清永司、米长邦雄、内馆牧子、国分正明、鸟海岩。据分析，其中前3人是“ 编撰会”推进者，他们很可能一意孤行，把右翼历史教科书强行推进学校。为此，以在日韩国民团、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为主的社会力量呼吁公共媒体和市民团体，以及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的抗议言论和行动，阻止右翼教科书正式进入学校。
面对着右翼历史教科书可能进入教育现场的危险性，社会各界发起反对活动，并把8月选择视为前哨战。在日韩国青年会中央本部、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召开了记者会，并发动了拒绝选用的署名活动。在日韩国民团将成立“教科书问题对策委员会”；向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提出请愿，要求以清静、公平的立场选择教科书；强化与各市民团体的网络交流；加强与教育机关的协力关系等。白鸥高校是一个风向标，右翼《新历史教科书》能否以此为契机进入教育现场，人们拭目以待。
（本文写作藉鉴了在日韩国青年会中央本部为教科书问题提供的扎实资料，谨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