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春雁
2006年2月17日早8点50分左右，日本滋贺县长滨市华人主妇郑永善，在迎送孩子集体上学的路上，无言地拔刀刺死了5岁的武友若奈和佐野迅，酿成惊天大案。有关杀人动机，郑永善供述：“自己的孩子不能和其它的孩子融合在一起，是因为周围的那些孩子不好。这样下去自己的孩子就会完了，所以杀了那两个孩子。”这样的动机听起来匪夷所思。经过一年多的审理，2007年6月30日，法医向大津地方法院提交的精神鉴定报告显示，现年35岁的郑永善在犯罪时处于精神失常状态，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据悉郑永善于1999年与日本人前夫结婚后来到日本。相关人士表示，由于孤独、语言交流能力差、不被周围的日本人主妇们接受等等原因，郑永善于2003年前后就已有了心理疾患，患上了精神疾病，常有异常举动或暴力行为，但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重视，最终酿下惨案。但惨案的发生，两条无辜的小生命的惨死，终于还是引起了人们对来日外国人新娘生活的关注，对那些生活在异乡的人们在孤寂的生活状态下精神生活的关注。在日华人是在日外国人的一大群体，华人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引起了华人社会的警觉，一些学者、专家、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华人社会注意关注身边的同胞，呼吁在日华人要积极融入日本社会的生活，要在生活中学习日本文化，加强交流和理解，注意保持一个健康乐观的心态，对一些有了心理疾患的同胞，热情地伸出援救之手，尽最大努力避免悲剧的发生。
据专家指出，在日华人社会中华人的心理疾患问题并不鲜见。除了与日本社会同样的一些常见原因以外，主要还有第一，身在异乡为异客，远离亲人朋友的孤独感；第二，语言交流不畅和母文化与日本文化的疏离感；第三，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对移民的排斥。这些原因造成在日华人患心理疾患的人群比例高于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人群。
一、苦闷中患精神幻想症的华人新娘
可以说华人新娘群体尤其是嫁在日本偏远地区的华人新娘们，是心理疾患的高发人群。
小丽（化名）是4年前嫁到日本长野的华人新娘。来日前她在哈尔滨郊区一家小学做语文教师，丈夫下岗后家中生活窘迫，丈夫却整天沉迷于麻将桌，不去找工作，出于无奈，同样经济上紧紧巴巴的公婆与他们分了家。小丽一个人要负担一家三口的生活费、6岁的儿子的教育费，还有应付丈夫没完没了的赌资，实在难于应付，小丽离了婚。为了躲开前夫的纠缠，在一家婚介所的介绍下，30出头的小丽嫁到了日本。小丽说，看到日本丈夫时她没有兴奋也没有失望，因为只想嫁到日本，让她和儿子能够有口饭吃，能够生活下去就满足了。
丈夫是位40多岁的农民，对小丽和她的儿子也很好。但毕竟是在长野的深山里，这里外国人很少，年轻人也很少，居民多是一些50岁以上的老人。因而小丽这个30出头的外国人新娘很是引人注目。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排外，小丽感受到了人们对她的注意，却并没有感受到善意。一次她买菜时，有人甚至比比划划地问她，在中国吃没吃过豆腐？这让小丽哭笑不得，也深深感受到了这里的封闭和人们的愚昧及对她这个外国新娘的猜疑忌恨。
终于矛盾在小丽找工作时爆发了。深山里的工作岗位很少，找工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丽来日一年后，好不容易在一家小作坊找到了工作。也许是年轻，也许是因为语言不好，工作中，一起工作的老太太们总是把最累的活留给小丽。工场长是位50多岁的男性，他却对小丽很关照，让小丽干活时，总是耐心地向小丽说明，并在小丽工作半年后，为她调了一个有点技术含量的相对轻松的岗位，这引起老太太们的不满，于是没过多久，小丽与工场长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流言就在小作坊间流传开了。老太太们开始当面背后地对小丽指指点点，小丽虽然听不太懂，也能感受到老太太们恶毒的恨意。干不下去了，小丽只好辞了工。但这里的封闭、人们的敌视、语言交流的障碍都让小丽陷入苦闷的漩涡，每天战战兢兢地过著日子。渐渐地每当有人说话，小丽就认为他们在说自己与工场长的谣言，看到电视里讨论个人隐私的问题，听得葫芦半片的小丽也认为是在说自己的事。为了洗清自己，无论去买菜、还是再找工作，小丽都会对人家解释，自己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为了证明自己，小丽去找过役所的人，也去找过工场长证明，最后工场长找到她的丈夫让她去看病，役所的人也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可小丽不信，她认为日本人欺负她，不相信她。
像小丽这样由于不适应环境而患上心理疾患的华人新娘不在少数。一位嫁到神奈川的主妇，在买了一座一户建后感到周围的日本主妇们很排挤她，经常做些在她的家门前拉狗屎、嘲笑她等事，对她的孩子也很排斥，她与邻居也吵过几次。这样的日子让她非常痛苦。后来她常常感到有人跟踪她，出门害怕被人对她的汽车动手脚，孩子上学害怕别的孩子对自己的孩子下毒手，老公在她说了若干次以后，带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可是事情并没有好转，现在她还在心理阴影下挣扎。
二、迷失在感情漩涡中的留学生
6月19日，日本最高裁第三小法庭对长达7年之久的顾京奇、许昕夫妇惨遭杀害一案，做出终审判决。最高裁驳回原筑波大学中国留学生薛松（33岁）的上诉，维持一审和二审的死刑判决。
薛松于1993年来日留学，后在筑波大学经营学部读硕士，2000年7月在筑波大学为留学生组织的旅游活动中，认识了同校中国留学生许昕，许昕没有告诉薛松自己已婚，致使薛松陷入恋情不能自拔。两个月以后，许昕不想影响家庭幸福，对薛松采取了躲避态度。薛松感到许昕有意疏远自己，非常气愤，遂动了杀人之念。许昕平时住在筑波，只有周末才回到位于春日部市的家。2000年9月22日，薛松带著尖刀，开车来到许昕夫妇居住的公寓停车场。当许昕夫妇开车外出归来时，薛松开车向他们撞去，随后又手持尖刀向许昕及其丈夫顾京奇的头部和胸部猛刺，将他们杀死。薛松也成为第一个在日被判死刑的中国留学生。
虽然法庭上法官认为薛松犯罪时精神正常，但无疑对年轻孤身来日留学的留学生来说，如何处理情感问题是他们的一个弱项。很多人在遇到情感矛盾时处理不好，给双方造成心理伤害，甚至酿成悲剧发生。
小A在国内一家著名高校就读硕士时，认识了刚刚入校的小B，虽然相差6岁，两个人还是恋爱了。校园的恋爱很温馨也很甜蜜，一年后小A硕士毕业，在亲友的帮助下来日留学，在一家私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来日后的小A尽管又要打工又要上学，生活很艰辛，但还是不断给小B寄钱，资助小B在国内的学习，并在小B毕业后，把小B也办来了日本留学。两人虽没有结婚，但在日本的几年一直住在一起，像夫妻一样过著小家庭的生活。两个人都是边打工边上学，生活虽是艰苦，但也没有什么大的波澜。这时年过30岁的小A提出结婚，并为此准备起来，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小B提出了分手。小A一下子就懵了，百般挽留，并追问小B分手的原因，而小B说两人价值观不同，小A不是自己的选择，坚决地搬了出去。
几年来全心全意爱著的人，在日本相依为命的对象，把自己所有的身家交与的人，就这样决绝地走了，小A没有从这个打击中走出来，精神一下子垮了，丢下即将答辩的博士学习，丢下在日本的一切回国了。回国后，小A精神恍惚，每天躲在家里不出来，说话也颠三倒四，思维混乱。父母亲友想尽了办法，看心理医生、找长辈开导、介绍女朋友等等，均效果微小。整整封闭了一年多的时间，小A才从这次打击中恢复，神志、生活正常了。可父母再也不放心他去国外留学，博士学习也就半途而废了。
小A的事在他所在学校传开后，很多学生谴责小B玩弄感情，但也对小A如此脆弱表示不解。但小A的一位友人却表示理解，他说，小A在日留学，在沉重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压力下，精神负担很重，忙著打工上学，与社会接触不多，朋友不多，女朋友小B就是他最信任的人，也是精神上的一个支撑，从没想过会背叛的人突然背叛了自己，小A被打倒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在留学生中像小A这样的事大有人在，只是小A走向了极端。留学生的情感生活的确是应引起社会关注的地方。
三、精神重压下的就职者
应该说就职者和他们的家属是在日华人中生活比较稳定、精神比较轻松的一群人。但这一群在日就职者的精神状态，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视。
2002年，一位华人IT就职者，在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在公司跳楼自杀，震惊了公司，也震惊了华人社会。事后经了解，由于在日本的紧张工作中，这位华人常常加班工作，精神上体力上都很累，由于来日不久，日语不是很好，与公司同事交流不多，对日本的企业文化也不甚了解，常常觉得在公司受欺负。而妻子由于来日后就没有工作，家庭经济重压完全落在丈夫一个人的身上。妻子不理解丈夫的苦衷，却爱和周围的主妇们攀比，爱慕虚荣，因此家里经常为了钱吵闹，这一切让这位IT就职者觉得不堪重负，终于在一次与家里吵架后工作又不顺利的情况下，做出了令人遗憾的举动。
社会学者指出，日本社会本来就以工作紧张、劳动强度大而著称，日本人本身在公司里人际关系就淡薄，因而对于语言文化相异的华人来说，融入公司的文化氛围并不容易，就职者经济收入稳定，但精神生活并不丰富，因而就职者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