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温暖的元素让原本应该很凄凉的故事结局有了爱的亮丽色彩。
5月13日，初夏的杭州，刘学东走了。
最后的3个小时里，他70岁的老母一直握着他的手，抚着他的手背，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他走得出奇平静，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4月底，刘学东最后一次入院，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去医院前整理行李时，刘学东把一本通讯录交给父亲：“这里记录的都是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去世后，你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刘学东走了！谢谢他们曾经帮助过我和新红。”说完这话以后，他表情从容地离开了家，眼里并没有面对死神的绝望和孤单。
生命在这里划上了句号，但生命的暖意却在这本通讯簿里延续着。
刘学东和妻子陆新红曾在日本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刘学东是千叶工业大学的博士生，而陆新红是东大博士生，在中国他们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孩。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都是恩爱美满的夫妇。
1998年1月10日，噩运突然降临，刘学东被检查出患有白血病，家庭的主梁先塌陷了一半；
事隔仅一年的1999年2月，陆新红也被发现患胆囊癌，而且已是晚期。这个家庭一下子面临人间最惨痛的悲剧。沉重的医疗费用，面对短暂生命的焦虑，以及对未成年孩子的种种愧疚和担心，无情地压在了这对夫妇身上。
东大中国留学生会、东北师大附中校友会的华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捐款，《中文导报》刊登了有关刘学东夫妇的通讯后，不少华人打来电话，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他们收拾房间做家务买菜；两人的同学纷纷不计回报地接送他们入院出院，搬家回国，办理医疗费报销手续……这一切都让刘学东夫妇感到温暖，他们在自己的通讯簿里一一地记录下了这些人的姓名和联系地址。
2001年9月，陆新红去世了。她去世之前把通讯录交在丈夫手里，满怀感激地对刘学东说：“到死，也不能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事后，刘学东给许多曾经帮助过他们夫妇的热心人写信，信中写道：“陆新红常常说：‘自己的运气虽然不好，但周围的人都是好心人、善良的人，使自己短短40年人生过得十分美好和充实。’她是带着人世间最美好，最真挚的东西恋恋不舍地离开人间的，从这点上来说，她是幸福的。”
异乡的同学情谊
在刘学东的通讯本上，记录着不少东北师大附中校友的名字。
东北师大附中是刘学东妻子陆新红的母校，是东北三省最有名的重点中学之一。
在日本，已联络上的东北师大附中校友共达70多人。东北师大附中校友会会长河田先生在光丘的家中接待了记者，至今他还保留着当年校友会会员为刘学东夫妇之事奔走联络的所有电子邮件，厚厚的一叠，竟然一时看不过来。
河田告诉记者：“我们校友会成立于2000年。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情就是为刘学东夫妇酬款。”在校友聚会上，陆新红的同窗W先生向大家讲了刘学东夫妇的遭遇后，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场捐款活动很快在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友当中展开。
“ 许多认识和不认识陆新红的校友们都慷慨解囊。一位在九州读书的陆新红的后辈看了捐款书后，就马上拿出了3000元日币，数目不多，但足见心意。”捐款共募集了资金29万余元。
除此之外，W和X先生还在各自参加的华人团体为陆新红组织捐款，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但是所做出的努力并不能因此一笔勾销。
X在某吉林在日团体纷发捐款书，发动大家献一份爱心，但结果却是分文未筹到，气得他在该团体的网站贴了一张激愤的公开信，表示要与那些没有心肝的人绝裂。
平日里和和气气的X说：这些人在日本都是有一定地位和收入的人，但大家的心里却穷得要命，满脑袋的追名逐利，爱心早被他们当作废品一样丢掉。与这些人岂能成友，岂能为伴？
曾与陆新红同窗多年的W先生至今还记得陆新红那张憔悴的脸。他是在刘学东病后很久才知道陆新红的处境的：“她的脸色很不好。问了，才知道他丈夫得了白血病。”
他第一次看到陆新红的这种眼神，忧郁，哀怨而苍白。“那一次，她说了许多事情，包括她在学习工作以及护理丈夫方面的艰辛和苦恼。”这样的倾吐在W眼里，既十分陌生，又无比亲近。
遥远的记忆中，陆新红是非常要强的人，作为全中国最年轻的新长征突击手，陆新红经常在学校里为其它同学做好事，“学校里的课桌总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灰尘，都是陆新红带领着一些学生擦的，很多时候，她只想着为别人做些什么。”
学生时代，W和陆新红虽然是同窗，但是两人并不熟悉。可是来到日本，在异乡的环境中，同学情谊却像一股麻线一样越拧越紧，那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使大家走得很近。
由于都住在千叶松户地区，W先生经常去陆新红家，他太太也经常帮着陆新红料理家务，以减轻其负担。
“后来得知陆新红也得病了，而且是晚期，那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震撼。”作为同窗，他经常去医院看望陆新红和刘学东，帮刘学东搬家，接陆新红出院……在校友会中，他是为刘学东和陆新红做实事最多的人。“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会摆活，陆新红就是喜欢听我摆活，摆活得她挺高兴的。只要她高兴，我心里也觉得好受多了。”
唯独，刘学东和陆新红回国他都没有去送行，而是委托朋友开车送他们去机场：“都说机场是伤心之地，他们都是重病之躯，送行就等于永别。这种感觉我有些受不了！”
她是个伟大的女人
在刘学东遗留的那本通讯簿里有欧阳乐耕的名字。
欧阳乐耕先生曾是乐乐中国电视台记者，他曾经跟踪采访了刘学东夫妇两年多。
“最后一次给刘学东打电话，是今年4月底。我对他说，湖南台的《真情》节目想做他和陆新红的节目。刘学东说，他马上要住院，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来。他说话的语气没有一丝哀伤，我没想到他走得那么快。”
经过多年的采访，他与刘学东夫妇成了知己，同时被这对夫妇感染。他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在日本采访时，我看到不少在日华人夫妇反目成仇，互相伤害的事情，而陆新红用心、用泪、用血捍卫着自己的小家庭。”
欧阳乐耕先生从小就在医院大院里长大，他对病人以及病人家属有着与生俱来的同情心，所以欧阳乐耕第一次见到刘学东，就对这个采访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他多次造访刘学东松户的家，还赶往刘学东的病院和陆新红病院探望，采写的不少感人的文章，其中《人生无悔》一文在华人社会引起不小的反响。“许多华人打电话给我，要求捐款，捐物，也有希望去帮助他们做日常家务的。”
欧阳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一个上海女性，姓周。她说自己看这篇文章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给《中文导报》挂电话，要给刘学东捐款，她说她的生活也不富裕，但是5万元日币还是拿得出来的。当时有一股暖流涌了上来，多朴实的人呀！”
一时间，欧阳成了全报社接收电话最频繁的人，不断有华人记者来打听这对癌症夫妇的近况，也有人愿意出力帮助这个面对生命挑战的家庭，更多的人关心的则是他们的一对未成年的孩子，担心她们在面对丧母丧父后将面临怎样的生活。
“陆新红回国前，我去他家为她饯行。当时日本医院已经明确告之她的病已经无力回天，但她苍白的病容上却依然展露着舒畅的微笑。”最后的日子，陆新红仍在为一双女儿考虑户籍问题，她支撑着病体要求回国，并把自己的东北户籍落到刘学东杭州的父母家，又忙着为两个女儿争取到了日本政府的孤儿抚恤金。
“她把自己身后的事情都考虑得如此周全，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还在为孩子和丈夫忙碌操心。”陆新红回北京以后，欧阳几乎每个星期都给她挂电话，问询她的情况，直至她最后故世。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人，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妻子。”说到这里，欧阳的流畅叙诉开始出现了停顿，曾经相处和面对的每一幕像走马灯一般在他眼前闪过，一切依然清晰如初，一切都是如此鲜活。
刘学东的最后日子
陆新红去世后，刘学东努力地生存过，虽然他对死亡已经不再有任何惧怕，但他还是希望自己多活几年，陪伴年幼的女儿们再多走一段人生之路。刘学东在与一位日本朋友的通话中说道：“我已经是一只脚踏入坟墓的人，我成长得相信女儿们没有我也一样可以长大，而且会比其他孩子更加坚强，但是作为父亲，我依然希望能再多看看她们，哪怕只是坐在床上看她们上学，回家，吃饭，睡觉。”
在杭州父母的身边，刘学东度过了自己最后的人生。他多次住院急救，又多次幸运地从死亡线的边缘走了回来。
最后一次住院是在4月底，对于这次住院，刘学东有了死亡的心理准备。“每次化疗后白血球都会上升，但这次却没有，我这次住院也许回不来了。”他异常平静地对父母说。他把通讯簿交给了父亲，就像当初陆新红把通讯簿交在他手里一样。
刘学东的父母都已经70高龄，他们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活10年，可以照顾双胞胎孙女长大成人。“刘学东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两个孩子，所以我们会为了这两个健康地活下去。”
刘学东的女儿刘舒刘畅，目前正在为考高中做准备。这两个孩子和她们父母一样品学兼优：“她们每天都自觉地复习到很晚，丝毫不要我们操心，现在她们的目标是考上杭州最好重点的高中。”
对于刘学东留下的那本通讯录，他父亲表示由衷的感谢：“你替我谢谢那些好心的人，告诉他们我和妻子都是退休教师，虽然退休工资不高，但足以应付眼前的生活，让他们放心！我和妻子一定会把学东留下的那两个孩子培养成人。”
后记
这是记者采访最艰难的一次大特写，因为刘学东夫妇都已经去世，而活着的那么多帮助他们的人却谁也不肯接受我的采访。
在无数次的死磨硬泡中，才有几个人心软，答应见面，但要求绝不能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名字。在采访中，他们都不太愿意提自己曾经为刘学东做过什么，回答极其吞吐闪烁，实在让记者无从入手。
记者只能从片语的记录中寻找他们的故事。在完成这篇大特写后，记者才领悟到，他们是那一代走过“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时代的中年华人。他们不喜欢渲染和夸大自己的付出，更愿意平静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在这里，记者向曾经帮助过刘学东陆新红夫妇的华人朋友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