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若说而立，古人指立德、立言、立功。对在日本生活的中国男人提此要求，想来是“横杆不低，想跳过去实在不易”。
必须得承认，虽然努力工作，但多数三十岁的在日华人还没有衣食无忧的富足悠闲。如果不单以金钱来衡量，比如文化的丰厚，视野的开阔，学识的广博，比如思想的深刻，生命的从容、透彻和达观。那么也得承认，在日华人有不少人都已经“立”起来了。但无论如何来定义“三十而立”都不能否认，三十，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美容店老板：实现梦想的年龄
美容店老板陈强今年刚过三十岁，他认为，三十岁是创业最好的年龄。
陈强从事美容美发行业已有十四年，来日本前就在哈尔滨担任形象设计师，曾为温碧霞、梁家辉等艺人和著名节目主持人做过发型设计。
为了进一步提高专业本领，六年前陈强来到日本学习美容美发。语言学校毕业后，他进入了日本美容美发的最高学府——好莱坞美容美发学校学习。入学第二年他就考取了日本的美发师资格证书。
为了学以致用，巩固技术，陈强考取了日本的美发师资格证书后，用多年的积蓄在东京上野车站仲町通开了家名为ONLY U的美容美发室（TEL:03-5812-1967）。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去年10月全日本美容美发专业设计大赛上陈强摘取了两项大奖。
除了工作，陈强也没放弃学习，现在他仍在专门学校读美容美发业的管理课程。陈强说：“在日本每一年要推出什么潮流的发型，发型设计师都有自己的洞察力，现在在中国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中国许多美发室只在装潢上下功夫，管理却跟不上。我以前挣的钱虽然都花在了学习上，但学到的东西绝对有用。”
三十的陈强在日本已娶妻生子，女儿也快两岁了，他来日本后因为学习工作太忙，六年来仅回过一次国，还是为了给国内学员讲课。他说：“我从少年从事这个行业开始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这个行业成为佼佼者。我一直认为，三十岁之前是学习的年龄，打基础的年龄；三十岁之后才是创业的年龄，实现梦想的年龄。虽然我把多年的积蓄用在学习和开店上，但我想以后的创业之路将会十分平坦。”
陈强还透露：“目前国内有不少美容美发师想学习日本发型技术，我正在中国筹办美容美发学校，把在日本学到的带回中国；同时我还在和日本美容美发协会联合，把欲学习日本发型技术的中国学员，介绍到日本。”
离异者：找个爱人很辛苦，不如自己爱自己
郭先生在国内退伍后，被分配到一家效益不好的国营企业。在那里虽然没学到什么但却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7年前郭先生24岁，可是感觉自己一没学历、二没特长，这样生活下去日子不会有太大起色。郭先生辞掉了工作，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日本从语言学校读起。临行前他和妻子约定，在日本安定后想办法把妻子也办到日本来。在语言学校读书时，郭先生持的是“就学”签证，不能带妻子过来。语言学校毕业后郭先生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当时，郭先生只想把妻子接到日本来，读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并不重要。虽然留学时办家属来日本并不见得人人都能被批准，但如果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话被批准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眼瞅著有的同学、朋友就把妻子办过来，但郭先生不知自己的申请哪道手续出了问题，给妻子申请了两次都未获得批准，郭先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就职以后了。
2004年8月，郭先生终于被一家企业内定，虽然公司不大、薪水也不多，但是就职后就可以把妻子接到日本来，这让郭先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两年没回国的郭先生在2004年10月回家探亲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时，但见妻子态度冷淡，妻子向郭先生提出了意外的要求——离婚。妻子的心已另有所属。
这个结果是郭先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但他不怪妻子，他知道几年来他的确没有做到丈夫应尽的责任。
离婚手续办完后郭先生回到了日本。2005年4月，郭先生顺利就职，半年后和一个喜欢中国文化的日本女孩相恋，同居没多久两人就分手了，女孩分手时只说一句话：“以后我不会再喜欢中国文化了。”
今年三十一岁的郭先生说：“人们都企盼在三十多岁前找到一个合适的爱人，然后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同甘共苦、厮守到老。然而，我的体会却是：婚姻不见得是适合每一个人的，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人生阶段，认清自己的爱情需求，然后爱其所选，择其所爱。婚与不婚，其实不是那么重要，至少还比被一个无形的社会压力追赶来得有意义多了。结婚是一种选择，不婚单身也是一种选择。只是在这两种选择中，要学习的是对自己的情感负责，也学习如何去被爱与爱人。找一个爱自己的人很辛苦，倒不如自己爱自己比较容易。而立之年结婚与否，是个人发自意愿要做的人生抉择，而不是为了追随一个茫无头绪的社会价值观。”
留学生：空留几多遗憾，几分怅然
2003年春，崔东亮毅然辞职，来到日本。那时侯的他想法是，一个大男人，日语专业大学毕业，难道来日本还怕会被饿死。崔东亮来到东京某大学开始读研究生。在刚开始，他只想轻松，不急著找工作，饱览了东京的繁华街巷，红装粉黛。后来钱花光了，就跑到新宿找了份料理店的工作。性骄气傲的崔东亮在打工的店里常和同事或店长吵架，不到一年他换了四份工作，一年时间，除了交学费只挣到了可以吃饱的钱。
崔东亮在学校学的是商学课程，本想今年毕业后在日本的大公司就职，没想他找十多家都碰壁了，没被采用，原因是没相关工作经验。眼看签证就要到期，崔东亮不想就这样回国，只好再给教授说几句好听的，读博士后期研究生课程。再过半年，崔东亮也要到了三十岁的年龄，崔东亮说：“老实说，如果不做研究，再读几年也没用。快三十岁了，这几年也吃了不少苦头，但究竟得到了什么？以后干什么？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越上学前途却越模糊了。”
研究员：面对三十，何惧之有
赵博士今年三月刚在东京某著名大学取得药学研究科博士学位，从读硕士起他来日本有六年了，现在某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
今年刚满30岁的赵博士说：“人到了这个年龄都不可避免地会用一种比较严肃的眼光去检视自己的成就，就像是来到了一个人生的大考场，成家与立业的考题立即端上了桌，然后像被迫要在功成名就与一事无成之间抉择似的；成功彷佛成了惟一检验自我价值的标准。然而多数人总是不自觉地将社会所定义的成功加诸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只要执著于自己的梦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无怨无悔地实践，就是一种完成自我的成功。既然已经花了30年的光阴在探索自我、学习技能，接下来有10年的时间可以将才华、所学、梦想尽情地付诸于现实之中，然后建立自己的中心思想以及举止言行的风范，如果这一切都能了然于心，那么面对30岁，何惧之有？这其实只是一个人生规划的问题。”
黑户口：不求威风八面，只求平平安安
二十五岁就从福建来日本的小张，在四年前语言学校毕业时就“黑”了下来。在还有签证时，小张回了一次国，那次小张不仅把借的钱全部还了，给亲戚送的礼也有上百万日元，这些玩儿命打工存下来的钱让小张感觉十分风光。回到日本后小张就又开始埋头打工，晚上在食品工厂、白天在料理店，有时打工路上也会遇到警察，小张远远看到就绕道而走。
两年前从家里人嘴里得知，周围的邻居都盖了楼，惟独小张家没盖，本想存点儿钱就回国的小张，改变了主意：不能比周围人家差，我家也得盖楼，而且要比别人家的高。再在日本干几年多存点儿钱。
去年家里房子快盖好的时候，噩耗传来，小张的父亲得了脑溢血去世，小张悲痛万分，但没有回家，因为家里因盖房借的钱还没还完。
今年三十一岁的小张说：“把钱还了就回国侍奉母亲，在日本这么多年，不再求威风八面，只求家人都平平安安。”
就职者：不求“立”只求“理”
王文辉2000年来到日本，在大阪某大学留学，读大学三年级时他和低一届的一个中国女孩相恋。王文辉毕业到一家贸易公司就职后，父母也开始催促他和女友早点儿结婚。去年，王文辉考虑到女朋友毕业后如果没有工作，签证将无法更新，两人感情稳定，还是结婚吧。2005年2月，王文辉和女友举行了婚礼。今年王文辉和妻子结婚刚满一周年，同时他也迈入“三十而立”这个门槛儿。
王文辉说：“和多数成家的人一样，油盐酱醋是生活的真实内容。我的心也从‘志当存高远’回到了从容和坦然。现在我一听到二十左右岁的留学生谈起自己要‘三十而立’，要在三十岁前干出点儿什么的就不爱听，并且劝他们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句话，给自己太沉重的压力，只要你准备好了，无论你是二十还是四十，只要你认为该去做的时候就去做。再有，什么才叫‘立’呢？是不是成名、成家或是挣了大钱才叫‘立’呢？现代人应该有一个现代人的标准，一个切实可行的标准，一个不至于把自己压得失去希望的标准。来日本打拼的华人，不是求财就是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我不知道‘三十而立’这句话给了多少在日华人压力，反正它当初给我的压力很大。到了三十岁，我却无所谓了，觉得‘三十而立’只不过是古人的一种寄予，我们可以朝著它去努力，但未必要把它绝对框死在‘三十’这个数字上。从谈朋友、同居、结婚到现在，我和妻子一起生活也有三年了，我觉得三十岁的在日华人讲求三十而‘理’更实在，这个‘理’是指要会打理生活，对家庭负责。”
华人厨师：对健康有了更大需求
25岁来日本工作的马磊在东京丰岛区的一家中华料理店工作。刚来日本时，在店里打工的留学生还亲切地称他“小马”，五年过去了，马磊也到了三十岁的年龄，当年打工的留学生已就职或回国，新来打工的留学生已称他为“马师傅”了。只有老板仍叫他“小马”。
马磊想多存点儿钱，五年来一直没有交健康保险费。有一次他工作时切伤了手指到医院包了一下就花两万日元，不过那次是店老板出的钱。除了这次事故，他从未想过要加入保险、年金。但今年刚过三十的马磊却感觉身体和刚来那两年明显不一样。客人多店里加班，店员的午饭晚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儿，马磊在三十岁这年胃病、腰痛也排著队似的都出来了。前不久他主动向老板要求加入健康保险。
马磊苦笑著说：“刚来日本时从未担心过自己的健康，在日本干了几年快节奏的工作，虽说存了一点儿钱，但感觉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人们都说三十而立，我看再这样干下去是‘立’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