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中国研修生自相残杀事件可谓多发事件，司空见惯。
　　爱知县警安城警署于2005年12月18日夜，以涉嫌杀人和遗弃尸体，将与于正军同住的中国人左建寨（29岁）逮捕。
　　据警方调查，左建寨在2005年12月18日□晨2点-3点之间在他与于正军同住的住宅中，用钝器猛击于正军的面部、头部将其杀害，杀害后将于正军的遗体装进皮箱中遗弃在住宅北侧的道路上，而从这里通过的人在皮包中发现了人的胳膊样的东西，于是报告警察。在18日下午2时许，搜查员在该县西尾市内发现了左建寨，左建寨承认此案为他所为，并说杀死于正军是由于金钱上的矛盾。
　　2004年8月30日，福井警察署宣布：发生在福井市纤维公司“福井编织”寮内浴室里的中国研修生侯永芳（当时35岁）被杀事件的涉嫌者，被警方通缉的侯永芳丈夫的妹妹张建菱(当时32岁）的遗体被发现，死因是自杀。2003年4月5日下午1时40分左右，侯永芳留在寝室中的携带电话响了起来，和她同住一室的另一名中国女研修生发现侯永芳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喷水的龙头还开著，水流在她的身体下面流过。当急救人员赶到时，发现侯永芳已经死亡。后来警方赶到，发现侯永芳脖子上缠著一个装蔬菜用的尼龙网，福井警察署经过司法解剖断定：这个尼龙网就是杀死侯永芳的凶器，这是一起凶杀事件，并在福井警察署内设立了搜查本部。
　　警方在事件发生后还发现，与侯永芳一起来日的侯永芳的兄弟媳妇张建菱突然失踪了，2004年7月24日下午10时左右，在福井市高木一丁目一个废弃的工厂的院子里，邻近的驻车场的一名72岁的管理人员想到这个工厂的院子里选几棵花木，但是他在一棵树下看见了一具白骨，警方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遗体的服装和张建菱的同僚在案发当时所描述的张建菱走时的穿著几乎一致，死亡后已经过了6个月到1年以上。可能是张建菱在事件发生后自杀的。虽然张建菱已死，警方仍对张建菱向地方检察院进行了书类送检。
　　2003年2月2日上午7时10分左右，位于名古屋市中川区吉津的金属加工厂“娜米克次拉德”的社员寮中，中国研修生孙亮将另一名中国人研修生马国良杀死。
　　2001年10月5日下午5时20分左右，在千叶县山武郡莲沼村，一家汽车用零件铸型工厂的莲沼工厂的宿舍寮著火，约26平方米的住房全部烧毁，中国河南来日的实习生26岁的付先德和31岁的兰宏盛被烧死，2003年4月3日，千叶县成东警察署以涉嫌杀人和放火，对兰宏盛进行书类送检，警方认为他是杀了付先德之后，用房内放著的工业用燃料放火，点燃了房子也烧死了自己。
　　1998年3月4日，在新舄县燕市工商会议所中国人研修生的寮里，研修生赵国立手持菜刀向研修团团长郝连斌头上猛砍，将郝连斌砍成重伤后自杀。
　　为什么在研修生和实习生中发生如此多的类似事件呢？除了许多外部原因外，记者发现，他们也面临著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突然进入陌生的文化环境、陌生的语言环境和低廉的工资带来的自卑感和行动上的不自由状态。从精神上讲，像进入了一个心灵世界的“缺氧空间”，他们有了苦恼无处倾诉，又不能用钱去娱乐以解消精神的焦灼，再加之家庭都不富裕，自己生活很拮据还要向家里寄钱，更造成了精神上的压力。
　　据日本市民团体“移住劳动者共同行动全国网络”和“外国人研修生问题网络”等编辑的《2006年外国人研修生白皮书》，虽然日本为了填补中小企业的劳动力不足不断扩大引进研修生，但是研修生的生活费(研修补助金)却是越来越低，1997年的“团体监理型”研修生的平均研修补助金为85554元，而到2004年降至64024日元；1997年的“企业单独型”研修生的平均研修补助金为105200日元，而到2004年降至84819日元，而实习生的平均工资也呈不断下降趋势。
　　对这些研修生来说，无论周围的人对他们怎么好，他们的经济与文化状况都会使他们有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和焦灼使他们的自尊心变得极度敏感，极度脆弱，平时根本用不著放在心上的事，他们也会左思右想，正像一只离群的羔羊面对陌生而幽黑的深山，它的警戒心绷到了极限，一个微小的声音，也会使它做出在熟悉的环境根本不会作出的激烈反应。此时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说是个专门放大不愉快事情的“放大镜”。
　　当然，中国研修生自相残杀事件虽然多发，但是从人数上看，他们在全体中国研修生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小的，大多数中国研修生在日本虽然生活很艰苦，但他们仍然在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在支撑著日本“3K产业的最底边的同时，也学得了日本产业的劳动技术、技能，并把这些先进的技术、技能带回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