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早8点50分左右，滋贺县长滨市华人主妇郑永善，在迎送孩子集体上学的路上，无言地拔刀刺死了5岁的武友若奈和佐野迅，酿成惊天大案。有关杀人动机郑永善供述：“自己的孩子不能和其他的孩子融合在一起，是因为周围的那些孩子不好。这样下去自己的孩子就会完了，所以杀了那两个孩子。”这样的动机听起来匪夷所思。一名华人主妇为何会沦为杀人犯？郑永善究竟有著怎样的身世？
　　带著这些颖问，人们的目光投向了郑永善的家乡——位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约330公里的通河县五四村。这里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整个村子共有70馀家住户，人口约200人，村民8成以上是朝鲜族。郑永善一家便是当地的朝鲜族住户。郑永善家的屋顶铺满稻草，土砌的墙壁已经破烂不堪。据郑永善的亲属介绍，郑永善是家中四个男孩三个女孩中年纪最小的。虽说是农民，但郑永善自家的农田面积很小，收入极其微薄。哥姐们成年后先后前往大城市打工，初中毕业后，1989年18岁的郑永善也阔别父母和长兄夫妇，离开家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日语，并曾在大连做过日语家庭教师。后来郑永善父亲去世，其母亲于90年代中期搬到吉林省一个亲戚家居住至今。
　　现年25岁的郑永善的侄子郑成浩说：“我姑姑平时是一个很温顺的人，发生连杀两名孩子的事情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我最后一次见到姑姑，是她为了和国际婚姻中介介绍的日本男性结婚，在90年代末回国办理户籍手续的时候，那也是姑姑嫁到日本后惟一一次回国。”当时郑永善还将一支圆珠笔作为礼物送给郑成浩。郑成浩介绍，郑永善嫁去日本之前曾给自己母亲写过一封短信，但嫁到日本后就音信全无。郑成浩还透露，此前郑永善还准备用自己攒下的钱给其母亲盖房子。同住在通河县的郑永善的姐姐在电话中表示，发生这样的事，实在太令人伤心了。她说，我们家从小家境贫寒，我们兄弟姐妹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不得不承担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郑永善小时候就精神不太稳定，到了日本后听说更加严重了。据郑永善在五四村小学、初中时期的同班男同学介绍，上学时，郑永善成绩非常好，考试经常是全班第一名，但小学的时候郑永善曾有一次突然在课堂上大喊大叫，并且目的不明地重复同一个动作，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据悉，黑龙江省农村家庭每人年纯收入只有3000元人民币，许多单身女性都将嫁到日本作为摆脱贫困的最佳手段。五四村的一名60多岁的女性村民介绍，目前村里的年轻人都争相到北京等大城市工作，或者嫁到韩国、日本等等，现在村子里已经基本没有年轻人了。
　　郑永善的丈夫、现年47岁的谷口在长滨市的一家玻璃厂工作。据谷口的一位好友介绍，1999年的春天，自己陪朋友以及郑永善现在的丈夫谷口随长滨市的“赴中相亲旅行团”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市。到达的第三天，三个人以及中方婚介的代表和另外三名中国女性在哈尔滨市内的一家餐馆吃饭。三名女性中有一人就是郑永善。据这位郑永善丈夫的好友回忆说，郑永善当时十分美丽，但感觉是个“冷美人”。而谷口看样子一下就被吸引住了。那时郑永善日语已经说得很流利了，并且在交谈中她说自己还会英语和韩语，大家当时都吃了一惊。谷口虽然认为郑永善不大会喜欢自己，但还是问她“可以来日本吗？”谁知郑永善却回答：“我们结婚也可以啊！”于是谷口喜出望外，第二天就对自己说，我想和郑结婚，需要你帮忙。之后两人在哈尔滨举行了有两个家庭的主要成员参加的婚礼。
　　结婚后，两人先在距长滨市30分钟车程的木之本町的谷口的父母家居住，但仅仅三个月后，谷口的父亲便表示，希望二人能够搬出去单独住，原因是婆媳关系不好，并且认为郑永善精神不太正常。夫妻两人随后搬到长滨市的公寓内居住，之后生下了长女。但据一名与郑永善十分要好的中国女性透露，郑永善从公婆家搬出后，虽然婆媳不融洽的问题没有了，但郑永善却一直无法融入日本社会。许多嫁来日本的女性都在工厂工作，但郑永善却说“我讨厌工厂！”她曾经做过中华料理店店员、报纸宣传员以及教韩国孩子学日语等工作。但几乎都是刚工作没几天便抱怨“薪水太低！”而很快辞职。
　　2004年3月深夜，郑永善将自家楼下邻居阳台的窗户砸碎后，向里投入烧著的丝织品。所幸当时屋内没有人，虽然屋里的被子被烧著，但附近的人很快就赶来将火扑灭了。最后房主的处理结果就是让郑永善一家赔偿损失，并且立即搬出去，但并没有报警。事件发生四个月后，郑永善被诊断为综合失调症，在医院精神科住院接受治疗。
　　从公寓搬出后，郑永善的丈夫购买了土地，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但由于搬家后郑永善的丈夫请父母过来一同居住，婆媳不和再次爆发。其间郑永善经常在家中乱砸东西，并且曾经对婆婆一边大喊“我要杀了你！”一边拿出绳子要勒婆婆的脖子，众人见状跑上前来才制止住。郑永善还曾用绳子勒住过女儿的脖子。
　　悲剧的发生决非偶然，事件背后有著充分个人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为铺垫。从郑永善身世以及来日后的种种非常规的举动可以看出，郑永善的犯罪与其自幼的精神疾病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为了摆脱贫困，在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嫁到日本，无疑又为这场悲剧埋下了另一处伏笔。在新环境和异文化的冲突中，没有及时调整好心态和摆正位置，遇到问题又找不到生活相谈对象和减缓心理压力的渠道，最终造成了以两个无辜孩子失去生命为结局的惨痛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