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石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入日本，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留学高潮。二十几年过去后，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科学、文化、政治、贸易等各个领域的中流砥柱，还有一批留学生留在了日本，活跃在日本的各个领域，为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一衣带水”的民族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做出了贡献。他们有的成为大学教授，有的成为科研人员，有的成为日本上市企业的经营者，还有一些人活跃在日本的主流传媒，用纯熟的日语、丰富的知识和独特的视角，触摸日本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捕捉瞬息万变的世界脉动。与日本社会水乳交融的感觉，使他们的采访技巧老练娴熟，而中国文化的深沉内涵，更使他们报道的视点犀角独探。
　　下面，我就想讲述几个活跃在日本主流传媒的华人姑娘的故事，也许她们像所有的留学生一样，都在漫长的留学路上走过许多无奈，但是现在她们跃动于电波与荧屏中，生命的确很精彩，过去，她们也许曾为理想的遥远和渺茫“消得人憔悴”，但是今天，她们走过艰难，笑在光影辉映的“灯火阑珊处”……

一、蒋峥——从“总理记者”走向“朝鲜问题专家”

　　2000年10月13日，正值中国总理朱熔基访问日本，在首相官邸与当时的日本首相森喜朗举行会谈。当两国总理热烈握手后坐下来正式会谈时，森喜朗没有像以往进行双边首脑会谈时那样，先说一些寒喧与欢迎的话，而是高兴地对朱熔基总理说：“您知道吗？在我的随行记者团中，有一个中国出身的记者。”于是，森喜朗首相招手把一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叫过来，当这位姑娘走到朱熔基总理身边时，朱总理高兴地握住了这个姑娘的手，笑著大声说：“我们的握手就是一条新闻啊！”朱总理还鼓励她要努力工作，在场的人一下子都笑著拍起手来。由于这位姑娘原来是中国留学生，因此中日首脑会谈一开始就从留学生谈起，充满了融洽和友好的气氛。
　　这位姑娘就是日本电视的华人记者蒋峥，作为森喜朗首相的随行记者，她在森喜朗首相身边工作，森首相经常夸奖她，但有时也“怕她三分”。
　　森喜朗对留学生事业一直很热心，1983年森喜朗第一次入阁时任文部大臣，他认为，培养人是建立所有相互信赖关系的基础，因此毅然决定把从中国来日留学的日本国费留学生的人数增加一倍，达每年500名。
　　2000年10月10日，森喜朗在首相官邸接见中国留学生代表，他热情地向中国留学生们介绍了蒋峥，他说：这个记者原来是在日本的留学体制下来学习的，她可以说是我创造出来的，但是现在对我很严厉。蒋峥对本报记者说，她确实经常问森喜朗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有时森喜朗会避而不答。
　　蒋峥14岁来日本，和所有的留学生一样，也经历了一段文化的冲突与适应的过程。蒋峥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学习成绩也不错，还喜欢演戏，跳舞。但是来到日本以后，性格一下子变了，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17年前的日本，人们提起中国，就有一个印象：“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我那时穿著打扮又土气又寒酸，就像一个农村的傻丫头。日语也一句都不会，在学校里总被人欺负、笑话。班里的男孩子经常在我面前大声地叫骂，可是我不懂日语，不知道他们究竟在骂我什么。白天，我把同学们对我说的话都暗暗地背下来，晚上回到家里按著发音去查字典，才知道原来是“傻瓜”“蠢猪”的意思。我就这样每天自学日语。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几个月都不开口，像一个失语症的孩子。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总是偷偷地溜进厕所，等到上课铃响之前，一个人在厕所里消磨时间。中午，同学们都在教室里吃自己带来的便当，我的便当是母亲给我做的，中国菜特别多，周围的同学们总说我的饭盒发臭，于是把我赶出教室。后来，我总是习惯在后操场一个人吃中饭。
　　后来蒋峥以普通的日本高中生的身份参加了大学会考，考上了日本私立名校庆应大学。大学毕业那年，正值日本处于“就职冰河期”，找工作非常难，但是蒋峥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日本电视，当时有几万人去考，最后只录取了2、30人。
　　蒋峥最初被分配到了社长室国际部，但是她很喜欢第一线的记者生活，在她的多次要求下，电视台分配她去新闻部党政组，开始了政治记者的生涯。后来进入了首相官邸的记者团，担任当年森喜朗首相的随行记者。不久，又从党政组转到了社会组，从事调查报道政治家的腐败，采访各种刑事案件，最近主要负责朝鲜人质绑架问题的采访。
　　蒋峥对记者说：她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所做的工作同时又是自己喜欢的事，这是人生中的幸运。在政治部时很有意思，在社会部也是如此，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在社会部工作，给她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就是对发生在2003年6月福冈一家四口被杀的灭门血案的采访。当时两个涉嫌犯案的中国留学生在逃，蒋峥和日本电视摄制组的同事一起来到了中国长春，当时他们仅仅得到一点儿线索，知道杨宁家在长春的某一小区居住，但是那个小区中住著两千多人，要找到杨宁的家，如同大海捞针。蒋峥利用自己在日本学得的细致调查、层层逼近的采访方法，并抓住了每个楼门口的煤气表上都写著住户名字这一线索，挨家挨户查访，终于找到了杨宁的家。蒋峥以真挚和尊重的态度对待采访的对象，最后得到了采访对象的配合。杨宁的妈妈哭著对蒋峥说：杨宁这孩子没有回来，（事件发生前）王亮有时来我家玩。这次采访，为日本电视采得了独家新闻，使他们对此事件做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报道。
　　蒋峥对记者说：能不能拿到独家和有深度的消息，主要要看你对采访对象的尊重与真挚的程度。
　　蒋峥现在担任朝鲜人质绑架问题的采访，为了能够进行更有深度的采访，她在在职期间，又重返母校——庆应大学，以朝鲜问题为研究课题，攻读硕士学位。她希望既能成为一个活跃在采访第一线的敏锐的记者，同时又成为自己所采访的课题的专家，她相信两者一定会是相得益彰。

二、崔隽——跃动在报道最前沿的光和影中

　　1月中旬，一个将整个日本政治和经济搅了个天翻地覆的经济事件——“活力门”事件爆发了，一时曾被媒体炒作为“时代骄子”的“活力门”社长堀江贵文因涉嫌制造收买企业假象，做假账，散布谣言欺骗市场等被捕，“活力门”遭强制搜查，一时间，股市暴落，东证一部时价总值两天内减少了30兆日元，而在去年众议院大选中追捧堀江贵文参加大选，让他去做“刺客”的小泉总理和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受到来自在野党的严厉指责，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
　　在日本收视率排名榜首的富士电视台也和其他媒体一样，紧张地穿梭在兜町的东京证券市场和“活力门”总部所在的“六本木黑鲁滋”之间，记录下每一个将写进日本历史的镜头。而活跃在报道最前沿的记者，是华人姑娘崔隽（日本名高见诗由）。
　　崔隽18岁来日本留学，后来考入日本国立大学名校一桥大学商学部。2000年大学毕业后，她没有选择“专业对口”的公司，而是想成为一名记者，这是她少年时代的梦，于是她报考了日本富士电视台。当时有1万多人报名，而招聘人数仅20名，也就是说在500多人中才能有一个人脱颖而出。
　　崔隽说，在面试的时候，主考官问我日语为什么这么好，我没有完全从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讲了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美丽的爱情故事。
　　崔隽说：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日本人，他18岁就去中国，在中国一住就是18年，当时他的中文讲得很流利。他是一个建筑师，由于工作的缘故他走遍了中国各地。在杭州，他见到了我的外祖母——一个普通的，没上过学的中国姑娘。可能他们是一见锺情吧？很快就在杭州结了婚，后来生了我舅舅。在外公36岁那年，日本战败，外公无奈不得不只身回国，当时外婆正怀著我母亲。外公对外婆说：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们的，一定等著我啊。那时外婆只有24岁。
　　但从此之后，战火连天，中日断交，一水天涯，双方都无法觅到对方的音信与踪影，正是“欲寄彩笺与尺素，天长水阔知何处？”
　　42年过去了，外婆还在等待，尽管她已两鬓如霜，成了表兄弟和我的祖母和外祖母，而她终于等到了在梦中苦苦缠绕的和外公相见的一天。1987年的一天，外公随著旅行团来到杭州，他拿著一张写著42年前地址的小纸片，一条街一条街地找著，找到了42年前的农业银行，那时这家银行就离我家很近，他“按图索骥”，终于找到了我家，他和外婆分别了42年终于重逢。当时我家还没有电话，外婆跑到邻居家，给妈妈和舅舅打电话，告诉他们：你爸爸回来了……
　　崔隽说，我的故事完全吸引了电视台的主考官们，他们似乎忘记准备好的考题，而是开始问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事。
　　崔隽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了富士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一开始在外信部工作，后来转到经济部。台里对她的工作评价很高，据她说对她的评价都是“A”，而她感到最开心，最能体现自己独特价值的是去年6月去台湾的一次采访。台湾的“牛肉盖浇饭”连锁店“吉野家”和日本一样，也是从美国进口牛肉，但是在出现“狂牛病”以后，台湾再次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的时间比日本早，“牛肉盖浇饭”的解禁也比日本早，在去年6月1日就已开放了。牛肉问题是日美关系的一个“征结”所在，采访台湾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对日本来说有借鉴意义。整个采访计划都是我一个人企划、编制的，到了台湾，联系卫生署和“吉野家”等，也由我一个人承担，这个采访非常成功，我自己也觉得很来劲儿。在台湾，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新的素材，那就是台湾引进日本中高年技工的事情，台湾当局积极引进日本中高年技工，政府还给予补助。这个节目回来播出后反响很大，刚刚播出马上就有人打电话来，询问怎样才能去台湾工作，这些消息后来反馈到台湾科技署，他们也感到很高兴。
　　我见到崔隽时，她正在“六本木黑鲁滋”追踪“活力门”事件，在我们谈话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各种情报从四面八方打进她的手机，她苦笑著说：每天都不知要更换多少次电池……

三、张佑如——来自台湾的NHK播音员

　　张佑如来自台湾，她虽然还很年轻，但已拥有多个国家的多种学历。她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在日本“政治家的摇篮”——松下政经塾学习3年，而且还在北京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
　　她从去年6月进入NHK日本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班工作，具体的工作就是把日本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向全世界用中文播出。
　　张佑如说：以前NHK中文广播的主要听众是台湾人，台湾有许多从日治时代过来的人，而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有一个阶段禁止收听日文广播，但是日治时代过来的人对日本的事情很感兴趣，因此对NHK的中文广播情有独锺，当时NHK日本国际广播电台所接到的听众来信属台湾最多。在90年代以后，台湾受过日语教育的人渐渐凋零，同时也开放了传媒，日本的电视节目也可以通过有线电视看到，因此台湾听众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陆听众明显增多，成了NHK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主要听众。
　　张佑如说：我所做的节目是“当代视点”，主要介绍日本科技、社会现象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在做节目时一般采用对谈的方式，如前些日子做了有关日本人吸烟和戒烟的事情，还介绍了日本的海中最近出现的巨大的海蛰，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会介绍日本人过年的习惯，要到日本人家做客应该了解日本的什么习惯，和中国人有什么不同等。
　　我们播放的新闻大部分在日本国内听不到，一般在收音机里只能收听到午间新闻，但是在网上可以听到我们全部的广播。NHK的广播节目一般立场很中立，除了新闻以外，一般不太涉及政治话题。
　　我们的工作中有时也会有一些采访，如采访中国来日本的艺能人等。
　　张佑如说：在NHK日本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班中，有十多个华人，只有我一个来自台湾，其他都来自中国大陆。
　　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三位姑娘外，还有许多华人活跃在日本主流媒体，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约有几十人，他们大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到日本留学，和其他留学生一样经历了一段勤工俭学，荧雪苦读的艰难过程，然而他们跨越障碍，迅速成长，有的成了日本主流传媒的骨干，对于日本来说，他们是“知中派”，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是“知日派”，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给日本主流媒体注入一股新鲜而独特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