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60年转瞬即逝。然而60年前那场带给人类空前劫难，夺去中国3500万生命的战争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它带给人们的创痛仍在撕咬着人类的灵魂。人类在为过去行为进行着反省、反思，同时围绕着过去的战争，作为当年战争的始作俑国日本，谎言、诡辩、甚至赤裸裸的叫嚣仍在政客间时有所闻，给人们的和平生活带来一丝阴影、一丝惶恐。为此在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二战结束60周年到来之际，本报特别采访了几位战争期间在日中之间生活，并受其影响一生的人物，讲述战争带给他们的命运的波折。
风雪岁月中的野坂参三?
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誉总书记野坂参三，是知名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也是一位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2005年7月25日，本报记者在位于东京田园调布的野坂参三的旧宅中，采访了野坂参三的养女野坂米子女士，她向记者介绍了野坂参三晚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野坂参三于1892年3月生于山口县?市，1938年当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1931年至1940年赴莫斯科任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9年，来到苏联已经9年的野坂参三，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潜伏回日本工作，苏联方面也赞成。但是怎样回日本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野坂偶然得到一个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已经来苏联治病。野坂听到这个消息就去找周恩来，说起自己想途经中国回日本的打算。周恩来对野坂说，对他途经中国回日本的事，自己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如果和自己一起去延安的话，那是没有大问题的，即使去不成日本，也可以留在中国战场上，与日本军阀作斗争。
1940年初，野坂参三告别了他的妻子，于1940年3月来到延安。一行人到了延安后，下了汽车，过了延河，他们走了一会儿，从山上走下来许多穿着不合身棉军装的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位高个子和周恩来等人握手，用中国话打招呼。野坂因为在莫斯科时看到过毛泽东的照片，知道这位高个子就是毛泽东。这时，在毛泽东身后闪出了康生，他看见野坂，一边叫着“达哇里西，冈野（野坂参三在莫斯科时用的姓名）”，一边高兴地扑过来紧紧地拥抱住野坂。毛泽东看到康生和野坂用俄语会话的喜悦情景，立即明白了野坂是日本共产党人。于是，毛泽东再次来到野坂的面前说：“欢迎你，日本同志！”一边再一次紧紧握住野坂的手。野坂参三在1989年出版的《风雪岁月》一书中回忆道：周恩来建议我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野坂参三在延安还参加创建了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并从事对日本侵华军队的宣传和对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1945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回国后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常任干部会委员，书记处第一书记。
野坂参三位于东京田园调布的宅子已经非常旧了，他的养女野坂米子女士也已经77岁了。她告诉记者：野坂参三一直到85岁，一直担任日本参议院议员，一直到93岁，他的身体都很健康，也一直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在野坂参三的夫人逝世前后，野坂米子作为养女来到野坂参三家，照顾他的生活。
野坂米子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野坂参三曾应邀去中国，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回来时还给她买来了礼物。在这以后好像就再没有和中国的同志们来往。
苏联解体后，以往的一些秘密文件被公开，据说在里面发现了野坂参三在美国给苏联共产党的信，信中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密告了山本悬藏等日本同志，后来山本在“肃反”中被斯大林枪决。
为此，1992年，日本共产党决定开除野坂参三的党籍。野坂米子回忆说，那天是叫高原的日本共产党的财政部长来向他宣布开除的决定，野坂参三当时听说党里来人谈过去的事情，还很高兴地迎了出去。
记者问：在听到了这个决定后，野坂参三先生是不是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呢？野坂米子说：他什么也没说。对于一个已经100岁的人来说，脑子也有些胡涂了，对事情的反应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灵敏了。1993年11月15日，野坂参三在家中逝世，终年101岁。
野坂参三被除名之后，野坂米子也退党了。她说：野坂参三直到逝世一直是拿“议员年金”生活。他写过很多著作，但是都是和日本共产党有关的出版社出版的，随着他被开除出党，著作也都绝版了。
走出野坂参三的旧宅回头望去，那破旧不堪的旧宅兀立在许多豪华的新房子中，显得无限寂寞却让人体会到岁月沧桑，野坂参三这个横亘在中日两国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人物，在日本正在被人们慢慢忘记，但是中国人仍记着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卓越贡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今年4月向野坂米子发来了邀请函，邀请她去中国参加“中国人们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
留日学生和华侨
在战后重获民族自豪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身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华侨从各种工作场所、工厂岗位、疏散地、学校、动员集中地，台湾出身的强制志愿兵在军队里，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在战争期间饱受日本政府差别对待和生存压抑的中国留学生，无不为中国的抗战胜利而欢呼。人们重新取得了生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现年82岁的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名誉会长陈?j旺先生亲身经历了战后激动人心的华侨和留学生运动史，对旅日中国人在战后获得的解放感和自豪感如数家珍。由他主编的《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也对这一段历史过程做了详细记录。
据介绍，日本战败第二年，台湾出身的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台湾学生联盟，大陆出身的留学生同时成立了中国留学生东京同学总会。此后，这两大组织统一起来，并随着日本各地相继成立同学会，最终于1946年5月结成了全日本的统一组织——中国留日同学总会。
同学总会成立于战后数月，在突如其来的历史大变革面前，留日学生们努力学着把握新形势，适应新变化。在台湾学生联盟和东京同学总会统一过程中，也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如情感不融洽、反对中央集权化等，但最后还是围绕着共同的大目标，经过连日讨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分歧，成立了统一的同学总会——这对战后留学生运动意义重大。
当时，留日中国学生分别来自大陆、台湾和华侨后代，彼此之间缺乏共通的语言。中国留日同学总会成立时，在日中国留学生总数有1700余人，其中1103人加入了同学总会。在东京的留学生分别集中住宿在几个学生寮里。位于世田谷区等等力的中华青年会馆，主要居住有在东京工业大学求学的大陆留学生和华侨子弟；位于文京区小石川的后乐寮(旧满洲国留学生会馆)，主要居住有来自东北各省的留学生；位于茗荷谷的清华寮则居住着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清风寮在战争期间曾被海军征用，主要居住着在海军工场里做工的台湾青年；此外还有神田寮、平和寮等。学生寮在战后成为留学生活动的中心：各种学习和文化体育活动在此举行，盼望回祖国参加建设的热切愿望也在这里汇集、传播、碰撞。后来，在日本坚持爱国团结和推动中日友好等华侨运动的中心骨干也大多从这些学生寮中孕育出来。
根据日本方面统计，1948年的在日华侨（包含台湾籍）人数总计34482名，其中大陆（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及北方各省为主）出身者20418名，台湾出身者1406名。战后日本经济崩溃，国民生活贫困至极。战争末期，日本周边海域全部被美军封锁，日本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交通及邮政联系全部中断，即使在战后一时也难以恢复。大批留学生得不到家里的财政支持，只得以变卖身边财物的方式展开自救，很多人交不出学费，陷入无法升学升级的苦难境地。
留日中国学生成立统一组织后，开始与南京政府派遣的中华民国代表团接触，要求政府给予学生救济。另一方面，国内情势变化发展很快，对留学生提高政治意识以很大影响。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抱着“以贼灭共”的野心，早早地表达了对日本“以德抱怨”的态度，这让许多留日学生和华侨感到非常愤慨。留日学生每年在“五．四”学生运动、“七．七”庐沟桥事变、“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都组织召开座谈会和纪念会，以示身为中国人不忘历史的民族立场。
在华侨方面，东京华侨联合会在战争中曾受到特高课警察的监视，华侨的自主性没有得到承认。战后，在日中国人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国民，夺回了应有的人身权利和社会自主性，东京华侨联合会也对组织、机构和人事进行了全面改革。联合会在战后主要解决侨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团结了很多华侨和留学生。
来自台湾的中国人也成立了台湾同乡会。留日台湾省民在1945年10月进占旧丸之内大楼，他们接收了位于一楼的台湾省总督府东京事务所，作为台湾同乡会事务所展开业务；他们接收了位于四楼的满洲电电公司东京事务所，作为归国委员会事务所展开业务。1946年5月，东京华侨联合会与台湾同乡会合并为一；此前，全日本的华侨统一组织──留日华侨总会也在热海正式成立。
1948年，东京中华学校借地八重洲的昭和小学重新开校，并于当年购入千代田区五番町土地，建起了新校舍。1949年大陆政权变色，随后引发日本的留学生组织和华侨组织等发生分裂，那是后话。但在战后的数年内，大陆和台湾的留日学生和华侨们拥有统一的组织，并作为战胜国的国民而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那是千真万确的。
战争给他们留下了名字--残留孤儿
二战前，日本就已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为了达到真正占领中国，使伪满洲国真正成为日本领土，除了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残酷镇压之外，日本还招募了大量的国内老百姓向中国东北移民。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45年前的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实际移民总数10.6万户，31.8万人。
但随着日本的惨败，这部分日本百姓被仓皇撤退的军队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中国政府和人民善待了这部分弃民，不但将幸存者遣返，一些无力回家者还被中国人收养，从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残留孤儿。池田澄江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在今年战争已过去整整60年之际，饱受战争戕害的池田女士向我们介绍了她的传奇经历。
和许许多多移民家庭一样，1945年日本投降，军队逃窜，“开拓团”的百姓开始拖儿带女长途跋涉寻找返回日本的途径。当时池田的父亲是军人，早已随军队撤退。池田的母亲只好一个人带着5个子女颠沛流离，一路流浪，终于来到了牡丹江日本难民收养所。那时最小的池田澄江只有10个月大，母亲一路煎熬，已没有了奶水，而收养所里也难以找到10个月孩子能吃的食物。眼看着小澄江已被饿得奄奄一息，没有办法，妈妈只好在牡丹江大街上沿街求告，希望那位好心的居民能收养孩子救孩子一命。终于一位李姓居民收下了小澄江，后来交给一对没有孩子的徐姓夫妇收养，成为了他们的养女，池田澄江也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徐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徐明长大了，在那个年代，大杂院里的百姓生活是没有秘密可言的，从小“小日本”的称呼就时时袭击着她，因 为大家都知道她是被抱养来的日本人丢下的孩子，因而从小徐明就知道自己是个日本人，但养母的爱和老师的关怀并没有因她是日本人而有丝毫改变。至今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池田女士还认为童年时代充满了幸福、快乐和甜蜜。
1962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徐明被分到了林区任教师，艰苦单调的林区生活也带给了徐明意外的安宁。此后尽管中国大地上上演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让许许多多出身“有问题”的人大受冲击，但身在林区的青年女教师徐明并没有受到什么干扰。1973年，徐明调回牡丹江市内，继续教学。这时中日已后交，也有的残留孤儿开始寻亲归国，徐明也开始跟牡丹江市的日本人联系，给日本驻中国使领馆写信等希望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消息，但都石沉大海。
1982年，一个由日本老“开拓团”成员组成的农业代表团来牡丹江市访问，怀旧寻亲，牡丹江市公安局让徐明去和他们见面谈谈，使徐明的寻亲之路意外有了转机。1981年，徐明带着3个孩子回到日本，尽管寻亲返国之路曲曲折折，但在许许多多正直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帮助之下，徐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日本，并在1987年2月3日正式得到了日本国籍，成为残留孤儿恢复国籍活动中第一个得到国籍的残留孤儿。1994年，就在徐明已对寻亲不抱任何希望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使她与亲生姐姐相见并相认，从那时起她也恢复了自己初生时的名字池田澄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