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关系一帆风顺之时，政府、传媒大唱友好的赞歌，生活在日本社会的华人群体也显得轻松惬意，常常被冠以“桥梁”、“友好使者”等美誉，但这样的“好时光”近年似乎好景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中日之间摩擦、交锋不断，中日关系从凉到冷再到寒冰。而同样是情系两国的在日华人，生活在中日两种不同文化、两种不同利益、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的夹缝中，处境却颇为尴尬。虽然大多数的华人过着百姓平淡生活、远离政治。但中日间的政治关系却无时无刻不在渗入到日本社会中，或多或少地“入侵”着在日华人的生活。
在日中国人都碰到什么样的尴尬事儿？是怎样看待的？又将如何解决？为此本报采访了在日各界的华人。
“再吵我跟你离！”
家庭关系围着中日关系转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中国人真可怕啊，这么多人游行，还扔石头哪！”
“游行怎么啦？你知道你们日本人以前杀了多少人啊？”
“日本其实等于赔钱了，用的是经济支持无偿贷款的方式。”
“没有中国，日本到哪儿投资去啊？你再说一句看看？再吵我跟你离婚！”
2005年的黄金周假期，陈淑梅家中爆发了结婚3年来的第一次夫妇争执，并且这争执紧随中日关系的局势，时好时坏，爱恨交织，直延续至现在。
陈淑梅对记者叙述她家这段时间的纠纷时，依然气愤难平，说只恨自己日语尚不过关，吵架时词不达意。“最后我也不管了，中文日语一起来了。”
陈淑梅的丈夫是日本人。结婚3年，关系和睦，一岁半的女儿为这个中日国际婚姻的小家庭增添了不少欢乐。虽然，3年来在电视上出现中国人犯罪报道时，二人对此会议论几句，但都未让双方真正意识到彼此立场上的不同。而当4月底国内的数次游行在电视上占据了几乎每一个频道时，俩人真正开始了争论。立场益发鲜明，言辞逐渐升级，用陈淑梅的话，是“最后我是可忍孰不可忍，把饭桌整个儿掀掉了。我看他再敢跟我吵！饭不做了！不过了！”
生活琐碎，需要家庭成员合作。陈淑梅与丈夫的战争遇到实际的生活，便偃旗息鼓，二人配合默契地为女儿喂饭，为家庭经济筹划。但一说到中日问题，总有一丝不自然漂在二人之间。陈淑梅说，她从来没有一种时刻，像在与丈夫吵架时这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嫁给了日本男人而心怀尴尬的中国人。
在3万多个中日婚姻家庭中，这样的尴尬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存在──彼此应是世上最亲的人，却分别是关系紧张的两个国家的人。即使女方改变了国籍，但是血液和生长背景的国境线却很难跨越。
配合这次采访的中国女子们都说，中日关系紧张，确实让家中气氛有些尴尬。有时候为了避免尴尬，家里在新闻时间段不开电视，免得吵架。这其中，通过婚介而来的女子还容易“ 打发”，因为双方都是为了过日子而组成家庭，不谈国事──但正因为对国事不甚了解，往往有中国新娘委屈投诉“ 婆家说，中国人就是粗暴，就是野蛮。”而恋爱结婚的家庭，双方各有主见，争起来头头是道，直有欲将中日关系的症结在家中梳理清爽之势，虽然，争论没有底，尴尬也一直存在，所幸的是，尚未听说过因这尴尬而导致家庭破裂的事情。如同中日的“政冷经热”，中日婚姻的家庭也在些微尴尬和更真切的现实生活所需之中生存。来自北京的于女士这样说：“有时候孩子看我们争论，很疑惑，我们两个也不好意思吵了。想到我们带给孩子的，父母为中国和日本而争吵的一幕，一方面怕小孩心里留了阴影，另一方面也希望因此，小脑袋瓜以后能为此思考。到了他们这一代，希望是真正的中日友好，没有这种尴尬了。”
“反日游行”
日本老师担心的话题
小赵是东京某国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学校有一门专为提高学生理解新闻能力的课程──时事日语，老师会选择每星期受日本媒体关注率最高的新闻作为当堂学习内容。
令小赵感到很尴尬的是，在今年4月份反日游行最为激烈时，关于中国国内反日游行的新闻曾连续三周排在受日本媒体关注首位，而成为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由于班里有中国留学生，老师担心“ 反日游行”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会使日语课成为政治讨论课，所以课前特意提醒中国留学生即使与媒体报道有不同意见也不许当堂提出，否则课堂秩序一旦混乱老师会很难办的。小赵在班里各个国家的留学生面前，看到电视画面上游行者野蛮地用石块砸碎日本餐馆的玻璃，甚至有人像凑热闹一样，一边举着反日标语一边左顾右盼地笑时，便不觉脸上一阵阵发烧。说实在的，老师在讲解过程中丝毫没有偏袒日本，比如，老师在对靖国神社进行解释时是这样说的：“日本二战时在别国犯下罪行的军人被称作战犯，靖国神社就是供奉其中‘甲级战犯’的地方，什么是‘甲级战犯’呢？就是罪行最严重的战犯。”老师的这种毫不偏袒的态度也令小赵颇为感动。
反日游行最为激烈时，小赵听说在上海的两名日本留学生被打伤了，她气愤地说，作为留学生离家在外求学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我们被日本人打了，国内家中的父母该多心痛啊！单纯地针对日本政府的右翼行为的游行本无可厚非，但损坏财物甚至动手伤人就实在不对了。
小赵还表示，作为一名在日留学生，在中日关系紧张的今天，处于尴尬境地同时也处在一个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尤其要起好沟通作用。比如，小赵在和日本同学谈话时就经常会告诉他们，在游行中采取过激行为的只是中国国内的极小一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民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日本同学也不止一次地对她提起，其实所谓日本政府的一些右翼行动只是国会内部少数人的单方面行为，并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意志。绝大多数日本国民不关心政治，并且坚决反对战争。每次在和国内通电话时她也都有意识地将这些传达给国内的同学和亲属。小赵还说，中日关系紧张，在日的华人留学生处于尴尬境地的同时，还应尽自己的力量去主动改变这种尴尬，变被动为主动才好。
“政冷经冷”
就职者怕因政治失去饭碗
在新大谷饭店国际营业课工作的戴越小姐表示，中日关系的“磕磕碰碰”对日本的民间企业没有太大影响，对在日本企业就职的在日华人来说，在工作中并没有什么“尴尬”。她所在的国际营业课，大家都很专业，对中日关系遭遇到的各种“摩擦”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即使是今年4月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她们与中国的业务依然是正常进行，工作中大家对此事并没有“评头论足”，她也没有遭遇到任何“尴尬”。但因此而造成的影响却比较大。到目前为止，日本游客取消去中国观光的比去年同期有明显增加，仅她们在北京的长富宫饭店，因日本游客大量取消去中国之行而使得她们的统筹安排无法进行，今年后半期能否逐渐恢复还是个未知数，这可能就是她们在国际营业工作中所遭遇到的“尴尬”。
在三井住友银行中国业务推进部就职的杨永健认为，对在日本大会社、上场企业工作的在日华人而言，中日关系的“摩擦”对在日企的个人没有直接影响，他也没有遭遇过任何“尴尬”。在日本政治与经济是分开来的，日本人在企业内几乎是不谈论政治的，日本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十分迅猛，大家在企业内都是“和平共处”的关系。现阶段可以这么说，但今后就很难预测。这次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后，想前往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都比较重视“中国风险”，一般企业五个取缔役中总有一个人提出要谨慎考虑，这使得日本企业在投资中国方面放慢了速度，对中日经济发展都没有好处。如果小泉总理今年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舆论所谓的“政冷经热”，将变成“政冷经冷”，日本的经济也将遭受大的打击。到时，日本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在日华人将首当其冲，因为要开拓中国市场而大量引进的中国人才，都将直面这种“尴尬”。
“日本会不会不买中国货”
经营者的忧虑
一位经营蔬菜、水果与鲜花贸易华人经营者说：在发生游行那阵子，我的客户都打电话问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会闹得这样厉害？我当时觉得很难回答。我觉得国家间的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影响会越来越大，我回到国内，人们也会问我：日本人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双方互相都很不了解。如果把这种不了解持续下去，问题就会很严重。你那边不买日本货，日本会不会不买中国货呢？这是我最担心的。
一位经营室内装饰和家电产品的经营者说：在日本方面我还没有遇到过什么事情，我的客户对我依然如旧，但是一回国，除了朋友外，大家一听说我在日本做生意，对我就立刻冷淡了下来，说怎么和日本人做生意？日本到现在还不承认战争的错误。他们说一提日本人他们就很烦。
有一次我去香港举办展销会，在喝茶的时候那里卖两种绿茶，一种是“康师傅”牌的，一种是“统一”牌的，我买了“康师傅”牌的。一个大陆来的经营工艺品的中国商人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喝“康师傅”牌的？应该喝“统一”牌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康师傅’公司中有日本的股份，你要喝‘统一’牌的，“统一”牌的全是中国的股份。”
我问他：“那要是日本人来买你的货你怎么办呢？”
他说：“我绝对不卖给日本人，我要抵制日货。”
“中国人为什么打人？”
华童心中留下时代的投影
家住千叶县的孙兴娟有一个上小学4年级的儿子，中日关系恶化，没想到9岁的天真、稚气的孩子也受到冲击，这是孙兴娟始料不及、哭笑不得的。
孙兴娟介绍，儿子小张浩（化名）在日本一所普通的私立小学读书。4月初，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发生了反日游行，日本各大媒体对此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轰炸式报道，作为一个平民，孙兴娟并没有把这一事件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然而一天儿子下学回家却对她生气了，问她：“妈妈，中国人不好，中国人为什么打人，砸东西？”孙兴娟听后大吃一惊，急忙仔细询问，儿子告诉她，在学校和一个小朋友吵了嘴，小朋友骂中国人不好，是强盗，对此小张浩很生气。看到儿子稚气的充满怒火的面孔，孙兴娟感到这事件真真切切影响到了孩子对中国、对日本的感受，于是她耐心地向孩子解释，中国人打人砸东西不对，但这件事有着一个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当孙兴娟用最简单的语言向儿子解释后，看到儿子半信半疑、半懂不懂的目光，她真的于心不忍了。她既怕告诉了孩子日本人在侵华时犯下的滔天大罪，孩子痛恨日本人，在学校不好和小朋友相处，又怕不告诉孩子这些，孩子和日本小孩子一样片面理解中国人的行动，对中国人产生偏见。最后，孙兴娟采取了一贯的做法，告诉孩子你还小，等长大了就明白了，很快孩子注意力就转移了。
为了避免这件事再影响到孩子，第二天孙兴娟去学校与小张浩的班主任谈话，班主任是一位满脸带笑的年轻的男老师，他告诉孙兴娟，学校是一个教育孩子成长、教授孩子知识的地方，不管哪个国家的孩子，大家平等和睦相处，孩子们都是很好的朋友，让她不要担心这些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与孩子们无关，也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在校生活，孙兴娟感到张浩遇到了一位难得的好老师。但她还是感到了老师在和她谈到中日两国时用词的小心谨慎，而自己也同样小心翼翼地对游行一事不予评价的作法，她自嘲，平生第一次好像当起了外交官。
其实像这样的尴尬事，在华童在日本上学时时常碰到。华人刘桂香介绍，她女儿上小学5年级，在上生活课时讲到战争，孩子回家做作业，问家长战争时孩子生活的艰难，她说起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有儿童团参战，女儿就不信地问，日本真的和中国打过仗吗？日本败了吗？老师没讲过呀！刘桂香不好再说什么。但讲到友好交流，不论老师还是家长都感到轻松多了。张先生讲，一次上中学的女儿上诗词课，老师让她在班会上朗读中国古词，平时对中文不感兴趣的女儿，这时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主动要求要学中文。华人刘志平也笑谈，一次小学六年级的儿子上历史课，老师讲起鉴真来日时讲到：“鉴真和尚就是从刘君的祖国来的。”为这儿子高兴了好几天。
在日本就学的华童们，作为一个生活在中日之间的特殊的儿童群体，幼小的心灵也不可能不留下时代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