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说明∶在繁华街闲谈的暴力团组员(左面)和担任“Dragon”的咨询委员角色的来自中国的男性。他们正在谈街的景气和警察取缔的话题=8月，东京都内，绪方摄 Ⓒ朝日新闻
“我会被杀掉”，一名男子（36岁）横了横心。那一年的秋天，午夜12点过后，东京郊外即将关门的按摩店里，突然闯进来20多个人。他们全都身穿黑色大衣，拿着长达30公分的刀子。
男子是当地暴力团的成员，每个月从店里收取几万日元的保护费，并且保护这家店不受纠纷骚扰。那天，这个男人正在这个店里当值。
领头的人喊话了，喊的似乎是中文，不懂他喊什么。男子想起几天前，曾在别的店里赶出去过一个喝醉了的中国人，于是想到可能是来报复了。
“你是什么人？”领头的用拙劣的日语发话了。赤手空拳的男子握紧了一旁的一支圆珠笔，横下心说：“我是黑社会，我能用这个杀了你。”经过一番四目对峙，领头的表情缓和下来，说“你这人挺有种，交个朋友吧。”什么也没干，就领着人走了。此后，该集团的部分成员在附近的县里被逮捕。据说是从中国福建省偷渡而来，在日本各地反复抢劫偷盗。
这条街的繁花区长期以来都是该男子所在的暴力团所管辖，所管辖的店从没遭到过中国人的捣乱。原先认为中国人“没什么不得了的”，但男子预感他们的关系将有所变化。他的预感和那天领头的离开店子时的话，经过数年，渐渐在各地实现。
住在东京都内的Ken（25岁）是中国残留孤儿的孙子。9岁的时候，他从东北和家人一起来日本，初中毕业后，参加了残留孤儿的孩子们组成的暴走族“Dragon”，目前已经是中坚干部，没有固定职业。
Ken说，“我认识山口组、住吉会、稻川会、工藤会等暴力团的人，和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开端是一次骑着摩托车暴走途中，与暴力团成员发生冲突，不打不成交，开始了和他们的联系。虽然他拒绝加入他们的暴力团，但汇款诈骗、假结婚等等犯罪事件都一起参与。动机很单纯，因为“如果不犯法，人就难发财”。
另一个“Dragon”的成员在日本曾经尝试过打枪。“有进货渠道，随时都能买到枪支，不少伙伴们都有枪。”渠道是暴力团。
曾在关东的暴力团的日本人（33岁），曾在中国人的强盗团伙里帮过忙。求他帮忙的人拥有关东地区所有豪宅的名单和照片，需要时就说“派个司机来”。属下的成员就借来出租的汽车，上面坐着中国人实行犯，只要将他们送到目标中的豪宅，就可以获得报酬。“组织的指示是严禁和中国人交流，但我们这些下层的人如果死守这条，就不能赚钱了。来自中国人的话题，总是能立刻赚钱的，这很有魅力。”
另一个暴力团成员，受一个中国人盗窃集团首领之托，为他们办理在日本的合法在留签证，这个首领的口头禅就是“日本人是钱包”。有可能自己被逮捕，也有可能赚到300万日元，该成员正将这两个可能放在天平上掂量。
另一方面，也有喊着要排除中国人的暴力团，那就是以北九州为据点的工藤会。从10年前开始，工藤会派出30名成员，去市内的繁华街调查有无中国人开的风俗店和酒馆，如果找到了就要赶出去。相关者说，这是因为“如果中国人定居下来，女人和孩子就不能安心生活，这是我们为了防止这一切出现的保安巡逻”。走在小仓的繁华区，确实看不到中国人开的店。而此前，曾发生过中国人开的酒吧接二连三被放火的事件。
染指犯罪的中国人和资金窘迫的底层暴力团成员相互为钱而勾结，反过来，其反作用也招来了新的事件。
如何与激增的在日华人面对？一部分中国人的犯罪成为一个很大的论点。有没有防范的线索？第七部“犯罪底流”，追踪了其现状和背景。
本文原载《朝日新闻》2009年10月18日第一版
原文采写∶编辑委员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杜海玲
在日华人 第7部
犯罪底流(上)
激流暗涌：非法商务环绕日本人
日期: 2009/11/02 17:30 阅读: 306 评分: 0.00/1
在5LDK的自己家的游泳池边休闲的“大伟”=佐藤威夫先生。7月，北京Ⓒ朝日新闻
在日本被称为中国黑社会首领的男子，现在住在从北京市中心开车约50分钟的高级住宅区。被中国残留孤儿后代组成的暴走族集团“Dragon”尊称为“大哥”，在黑社会里有名的“大伟”，即佐藤威夫（43岁），从去年一月起，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日本，搬到了这里。
他出生在东北黑龙江省，名叫刘威。曾参加人民解放军，在1986年，与残留孤儿身份的母亲一同来到了日本。在中国的学校，因为母亲是日本人，而被叫着“小日本鬼子，滚回日本”，并挨打。尤其是历史课之后，情形更加恶劣。那以后，他取得了日本国籍，在清扫公司等工作，并成立了贸易公司。以东京锦丝町为据点，涉足了各种各样的“商务”，渐渐在在日华人社会出了名。
和“Dragon”成员一起，将旧车解体，向中国贩卖汽车零件和轮胎。自从应顾客的要求，染指了偷来的摩托车，就越陷越深地投入于犯罪行为。他们偷来高级轿车、珠宝，还伪造扒金宫和高速道路卡。“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干过，都是和日本的黑社会一起干的，光是中国人那是干不成的。”
从90年代起，中国黑社会崭露头角，他就带领起东北帮。福建、北京、上海的帮派也来找他做纠纷调停，颇受大家重视。随着越来越露头角，他和弟弟“小伟”都受到了警察越来越严的监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留学生则是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给予支持，其人数竟超过了两千。
2005年，因涉嫌违反兴奋剂取缔法而被捕，服刑一年。在被捕之前，他就考虑过回国。“因为在日本已经很难再赚钱了，没意思，所以在监狱的时间是思考今后怎么办的长期休假。”他笑着说。
现在，他忙着以东北为中心，开展城市开发、铁矿开采和造铁以及股票投资。军队时代的朋友和曾经帮助过的留学生对他目前的工作都有帮助。他说：“他们进入了军队、地方政府和银行上层部门，给了我很多情报消息，已经赚了3亿日元了。”
对于在日本的过去的手下，他呼吁“存钱回中国，一起做生意”。“比起在日本犯法挣钱，在中国合法做生意挣钱更多，在日本真是傻啊”。这位被警卫保护着，住在有游泳池和桑那的豪宅的主人，正盼望着和在日本共同大干过的兄弟们再拉开第二幕。
本文原载《朝日新闻》2009年10月18日第二版
原文采写∶竹端直树
中文翻译∶杜海玲
与犯罪一起变化的集团
日期: 2009/11/02 17:34 阅读: 191
警察注意防范的中国人的“犯罪集团”有2种。以同乡聚在一起组成的福建、上海、东北等地团伙，和在80年代后半相继结成的“Dragon”。由同乡组成的团伙被称为黑帮。在90年代初开始，在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相继发生的杀人强盗事件，让他们的存在明朗起来。他们间大部分的争斗是围绕着金钱的帮派之间的争夺。2002年9月，住吉会系统的暴力团的干部在歌舞伎町的咖啡店里被中国人用枪打死，由此引来的报复事件相继发生，但暴力团和中国人之间的抗争没有达到对抗的程度。
那以后，各团伙在日本沉稳下来，袭击的对象也扩大到日本人。犯罪团伙的成员也在每次犯罪时有所更换，有关他们在全国各地活动的实际状态，警察也不能全部掌握。
“Dragon”是由设有接受来自中国归国者设施的东京都江户川区等地的少年组成的。他们结成“暴走族”，到处狂奔，寻人打架。现在在东京、横滨、大阪等地有7、8个团伙，多数贴着“怒罗权”的字，关于原因有一位团伙成员说，“是对日本的权力的愤怒，加上具有斗争意思的修罗的‘罗’字组合而成的”。
东京有“王子华魂”中，“华魂”读“dragon”。原总长是经营建筑公司的30岁的张勇，现在也保持着影响力。他说∶“身担中华之魂”。他现在有日本名字，但国籍还保持着原来的中国国籍。
张勇的祖母是残留孤儿，张勇7岁的时候和双亲一起来到日本。上小学的时候被高年级学生殴打、踢踹，不知道什么理由。对做拆卸建筑物、清扫大楼等工作累的筋疲力尽下班回家的双亲，张勇不说被欺辱的事。怀着“总有一天要报仇”的想法，在中学的时候雪恨了。张勇把与欺辱他有关系对手打倒，欺辱就停止了。
张勇在中学2年的时候加入Dragon，在16岁的时候就成了最高的总长。打架是家常便饭，没有打败的记忆。现在成员约200人，其中9成是日本人。成员们向往着强大聚集到这里，这里也在进行着日中融合。
在外国人刑法犯中最多
“可能是中国人吧，想到这点就打110”写着这个内容的宣传单是2000年警视厅制作的。当时用特殊的工具撬门别锁，悄悄的进入室内盗窃的案件相继发生，因为很多案件是中国人罪犯所为，这个传单的目的是唤起居民的注意，但是受到语义表达不妥当的指责，这个传单立即就被回收了，中国大使馆也向外务省提出了抗议。
这一年全国公布的中国人犯罪事件共1万6784件，是5年前的1995年的2倍还多，占外国人犯罪事件总数的54%。去年的中国人犯罪事件是1万2430件，比率下降到外国人犯罪总数的4成。但按国家和地区划分，仍居首位，是居第二位的巴西人的2.6倍。
从犯罪类别上看，还是侵入犯罪最显著。去年为6137件，超过外国人犯罪的7成，比撬门别锁盗窃犯罪全盛时期还多1千多件。搜查的干部认为，“由于利息太低不把钱存到银行而放到自家的人是罪犯瞄准的对象”。
在盗窃、杀人等刑法犯罪中，去年有2764名中国人被检举，占全体外国人犯罪人数的4成，是居第二位的巴西人的3.4倍。日本人罪犯约有33万人，以外国人登录者数（除去台湾、香港）和人口作分母计算，中国人犯罪者为0.45%，是日本人0.26%的1.7倍，巴西人也是0.26%。
随着日本的少子高龄化和人口减少，作为解决人手不足的对策，扩大接受外国人劳动者的议题被讨论起来。但是对于犯罪的不安心理根深蒂固，反对接受纯粹的劳动者的理由中第一位的就是“担心治安恶化”（内阁府2004年调查，占74%）。一部分中国人的犯罪也在起着恶劣影响。
本文原载《朝日新闻》2009年10月18日第二版
原文采写∶编辑委员 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李春雁
“我会被杀掉”，一名男子（36岁）横了横心。那一年的秋天，午夜12点过后，东京郊外即将关门的按摩店里，突然闯进来20多个人。他们全都身穿黑色大衣，拿着长达30公分的刀子。
男子是当地暴力团的成员，每个月从店里收取几万日元的保护费，并且保护这家店不受纠纷骚扰。那天，这个男人正在这个店里当值。
领头的人喊话了，喊的似乎是中文，不懂他喊什么。男子想起几天前，曾在别的店里赶出去过一个喝醉了的中国人，于是想到可能是来报复了。
“你是什么人？”领头的用拙劣的日语发话了。赤手空拳的男子握紧了一旁的一支圆珠笔，横下心说：“我是黑社会，我能用这个杀了你。”经过一番四目对峙，领头的表情缓和下来，说“你这人挺有种，交个朋友吧。”什么也没干，就领着人走了。此后，该集团的部分成员在附近的县里被逮捕。据说是从中国福建省偷渡而来，在日本各地反复抢劫偷盗。
这条街的繁花区长期以来都是该男子所在的暴力团所管辖，所管辖的店从没遭到过中国人的捣乱。原先认为中国人“没什么不得了的”，但男子预感他们的关系将有所变化。他的预感和那天领头的离开店子时的话，经过数年，渐渐在各地实现。
住在东京都内的Ken（25岁）是中国残留孤儿的孙子。9岁的时候，他从东北和家人一起来日本，初中毕业后，参加了残留孤儿的孩子们组成的暴走族“Dragon”，目前已经是中坚干部，没有固定职业。
Ken说，“我认识山口组、住吉会、稻川会、工藤会等暴力团的人，和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开端是一次骑着摩托车暴走途中，与暴力团成员发生冲突，不打不成交，开始了和他们的联系。虽然他拒绝加入他们的暴力团，但汇款诈骗、假结婚等等犯罪事件都一起参与。动机很单纯，因为“如果不犯法，人就难发财”。
另一个“Dragon”的成员在日本曾经尝试过打枪。“有进货渠道，随时都能买到枪支，不少伙伴们都有枪。”渠道是暴力团。
曾在关东的暴力团的日本人（33岁），曾在中国人的强盗团伙里帮过忙。求他帮忙的人拥有关东地区所有豪宅的名单和照片，需要时就说“派个司机来”。属下的成员就借来出租的汽车，上面坐着中国人实行犯，只要将他们送到目标中的豪宅，就可以获得报酬。“组织的指示是严禁和中国人交流，但我们这些下层的人如果死守这条，就不能赚钱了。来自中国人的话题，总是能立刻赚钱的，这很有魅力。”
另一个暴力团成员，受一个中国人盗窃集团首领之托，为他们办理在日本的合法在留签证，这个首领的口头禅就是“日本人是钱包”。有可能自己被逮捕，也有可能赚到300万日元，该成员正将这两个可能放在天平上掂量。
另一方面，也有喊着要排除中国人的暴力团，那就是以北九州为据点的工藤会。从10年前开始，工藤会派出30名成员，去市内的繁华街调查有无中国人开的风俗店和酒馆，如果找到了就要赶出去。相关者说，这是因为“如果中国人定居下来，女人和孩子就不能安心生活，这是我们为了防止这一切出现的保安巡逻”。走在小仓的繁华区，确实看不到中国人开的店。而此前，曾发生过中国人开的酒吧接二连三被放火的事件。
染指犯罪的中国人和资金窘迫的底层暴力团成员相互为钱而勾结，反过来，其反作用也招来了新的事件。
如何与激增的在日华人面对？一部分中国人的犯罪成为一个很大的论点。有没有防范的线索？第七部“犯罪底流”，追踪了其现状和背景。
本文原载《朝日新闻》2009年10月18日第一版
原文采写∶编辑委员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杜海玲
在日华人 第7部
犯罪底流(上)
激流暗涌：非法商务环绕日本人
日期: 2009/11/02 17:30 阅读: 306 评分: 0.00/1
在5LDK的自己家的游泳池边休闲的“大伟”=佐藤威夫先生。7月，北京Ⓒ朝日新闻
在日本被称为中国黑社会首领的男子，现在住在从北京市中心开车约50分钟的高级住宅区。被中国残留孤儿后代组成的暴走族集团“Dragon”尊称为“大哥”，在黑社会里有名的“大伟”，即佐藤威夫（43岁），从去年一月起，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日本，搬到了这里。
他出生在东北黑龙江省，名叫刘威。曾参加人民解放军，在1986年，与残留孤儿身份的母亲一同来到了日本。在中国的学校，因为母亲是日本人，而被叫着“小日本鬼子，滚回日本”，并挨打。尤其是历史课之后，情形更加恶劣。那以后，他取得了日本国籍，在清扫公司等工作，并成立了贸易公司。以东京锦丝町为据点，涉足了各种各样的“商务”，渐渐在在日华人社会出了名。
和“Dragon”成员一起，将旧车解体，向中国贩卖汽车零件和轮胎。自从应顾客的要求，染指了偷来的摩托车，就越陷越深地投入于犯罪行为。他们偷来高级轿车、珠宝，还伪造扒金宫和高速道路卡。“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干过，都是和日本的黑社会一起干的，光是中国人那是干不成的。”
从90年代起，中国黑社会崭露头角，他就带领起东北帮。福建、北京、上海的帮派也来找他做纠纷调停，颇受大家重视。随着越来越露头角，他和弟弟“小伟”都受到了警察越来越严的监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留学生则是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给予支持，其人数竟超过了两千。
2005年，因涉嫌违反兴奋剂取缔法而被捕，服刑一年。在被捕之前，他就考虑过回国。“因为在日本已经很难再赚钱了，没意思，所以在监狱的时间是思考今后怎么办的长期休假。”他笑着说。
现在，他忙着以东北为中心，开展城市开发、铁矿开采和造铁以及股票投资。军队时代的朋友和曾经帮助过的留学生对他目前的工作都有帮助。他说：“他们进入了军队、地方政府和银行上层部门，给了我很多情报消息，已经赚了3亿日元了。”
对于在日本的过去的手下，他呼吁“存钱回中国，一起做生意”。“比起在日本犯法挣钱，在中国合法做生意挣钱更多，在日本真是傻啊”。这位被警卫保护着，住在有游泳池和桑那的豪宅的主人，正盼望着和在日本共同大干过的兄弟们再拉开第二幕。
本文原载《朝日新闻》2009年10月18日第二版
原文采写∶竹端直树
中文翻译∶杜海玲
与犯罪一起变化的集团
日期: 2009/11/02 17:34 阅读: 191
警察注意防范的中国人的“犯罪集团”有2种。以同乡聚在一起组成的福建、上海、东北等地团伙，和在80年代后半相继结成的“Dragon”。由同乡组成的团伙被称为黑帮。在90年代初开始，在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相继发生的杀人强盗事件，让他们的存在明朗起来。他们间大部分的争斗是围绕着金钱的帮派之间的争夺。2002年9月，住吉会系统的暴力团的干部在歌舞伎町的咖啡店里被中国人用枪打死，由此引来的报复事件相继发生，但暴力团和中国人之间的抗争没有达到对抗的程度。
那以后，各团伙在日本沉稳下来，袭击的对象也扩大到日本人。犯罪团伙的成员也在每次犯罪时有所更换，有关他们在全国各地活动的实际状态，警察也不能全部掌握。
“Dragon”是由设有接受来自中国归国者设施的东京都江户川区等地的少年组成的。他们结成“暴走族”，到处狂奔，寻人打架。现在在东京、横滨、大阪等地有7、8个团伙，多数贴着“怒罗权”的字，关于原因有一位团伙成员说，“是对日本的权力的愤怒，加上具有斗争意思的修罗的‘罗’字组合而成的”。
东京有“王子华魂”中，“华魂”读“dragon”。原总长是经营建筑公司的30岁的张勇，现在也保持着影响力。他说∶“身担中华之魂”。他现在有日本名字，但国籍还保持着原来的中国国籍。
张勇的祖母是残留孤儿，张勇7岁的时候和双亲一起来到日本。上小学的时候被高年级学生殴打、踢踹，不知道什么理由。对做拆卸建筑物、清扫大楼等工作累的筋疲力尽下班回家的双亲，张勇不说被欺辱的事。怀着“总有一天要报仇”的想法，在中学的时候雪恨了。张勇把与欺辱他有关系对手打倒，欺辱就停止了。
张勇在中学2年的时候加入Dragon，在16岁的时候就成了最高的总长。打架是家常便饭，没有打败的记忆。现在成员约200人，其中9成是日本人。成员们向往着强大聚集到这里，这里也在进行着日中融合。
在外国人刑法犯中最多
“可能是中国人吧，想到这点就打110”写着这个内容的宣传单是2000年警视厅制作的。当时用特殊的工具撬门别锁，悄悄的进入室内盗窃的案件相继发生，因为很多案件是中国人罪犯所为，这个传单的目的是唤起居民的注意，但是受到语义表达不妥当的指责，这个传单立即就被回收了，中国大使馆也向外务省提出了抗议。
这一年全国公布的中国人犯罪事件共1万6784件，是5年前的1995年的2倍还多，占外国人犯罪事件总数的54%。去年的中国人犯罪事件是1万2430件，比率下降到外国人犯罪总数的4成。但按国家和地区划分，仍居首位，是居第二位的巴西人的2.6倍。
从犯罪类别上看，还是侵入犯罪最显著。去年为6137件，超过外国人犯罪的7成，比撬门别锁盗窃犯罪全盛时期还多1千多件。搜查的干部认为，“由于利息太低不把钱存到银行而放到自家的人是罪犯瞄准的对象”。
在盗窃、杀人等刑法犯罪中，去年有2764名中国人被检举，占全体外国人犯罪人数的4成，是居第二位的巴西人的3.4倍。日本人罪犯约有33万人，以外国人登录者数（除去台湾、香港）和人口作分母计算，中国人犯罪者为0.45%，是日本人0.26%的1.7倍，巴西人也是0.26%。
随着日本的少子高龄化和人口减少，作为解决人手不足的对策，扩大接受外国人劳动者的议题被讨论起来。但是对于犯罪的不安心理根深蒂固，反对接受纯粹的劳动者的理由中第一位的就是“担心治安恶化”（内阁府2004年调查，占74%）。一部分中国人的犯罪也在起着恶劣影响。
本文原载《朝日新闻》2009年10月18日第二版
原文采写∶编辑委员 绪方健二
中文翻译∶李春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