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3月4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一段发言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3月8日，有记者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问：日本外相町村信孝3月4日在国会答辩中称，将要求中国改善在历史问题上的“反日教育”，与中国外长李肇星会晤时，将具体提出要求中国“改善”历史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包括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示方式，中方对此如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指出，我们对日方的上述言论感到“惊讶和不满”。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刘建超表示，日方指责中国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反日教育”是毫无道理的，倒是日方应当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为增进两国友谊、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作出积极努力。
中国的历史教育和中国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的形象究竟如何，本报记者采访了专门研究中国教科书中日本及日本人形象的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徐冰教授，并查阅了有关资料，记者发现，在对问题作出结论之前，对这一问题做一番细致的研究很有必要，中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互相存在着许多误解。
一、町村大臣的谈话，并非像
媒体报道的那样单纯。
町村大臣的谈话，本来源于回答民主党议员山谷??子的提问，山谷议员指出：我在去年11月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就是北京的抗日纪念馆和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要扩建，北京的抗日纪念馆每年有1200万人入场，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每年也有1000万人入场。但那里有的展出物不符合事实，我希望通过外交的途径要求中国方面把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展品撤下来，我的这个要求现在有何进展，请町村大臣回答。
町村大臣回答说：包括您所说的那两个设施，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的统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有203处，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可能具有代表性的，是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6处。今年的1月，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佐佐江到中国出差，向中国方面指出：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的认知是双方的一个课题，并提出了改善中国的历史教育等问题。
去年发生了亚洲杯那样的问题，对方的情绪异常高涨，我们感到在人民感情方面，双方似乎越离越远了，这时常使我们抱有危机感，包括您所指出的那些设施的展出方式，应该改善的地方我们已经明确请求中国方面改善。
最近我会有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的机会，究竟是什么时候还不知道，那时我将将这些问题具体提出。
二、中国近代以来的教科书中的
日本和日本人形象
从上面的段落我们可以看出，町村大臣是在回答日本议员对外务省有关“我要求你们给我落实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的质问，并非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而媒体的报道省略了这个前因后果。但是在日本社会和政治家中确有“中国的爱国教育几乎等同于抗日”的看法，有的媒体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历史问题将日本变为中国人永远憎恨的对象。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刊载有关日军暴行的史实和照片，是导致中国一般民众反日、讨厌日本人的根源。
而中国近代以来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究竟怎样？徐冰教授指出：1898年中国发生戊戌变法，日本成了中国的样板，那以后的教科书中多是赞美日本的文章，介绍日本的新气象，日本人的善良，日本在建立现代国家过程中怎样解决不平等条约等。如1902年的教科书《蒙学读本》中有题为《龟田穷乐敬爱其母》的课文，赞扬日本人有孝心。1912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压迫加剧，在教科书中也有反映，如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在教科书中有所反映。20年代后，国民党推进北伐，民族主义上升，三民主义教育是主题，日本的问题被提出来，教科书中也第一次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时一切模仿苏联，1951年2月教育部在中学教科书《世界地理》的编辑说明中指出：这本教材主要是以1949年苏联十年制中学6年级用的地理课本为蓝本，其中有《美国占领下的日本》这篇文章。
1952年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有孙犁的《白洋淀边》、《小英雄雨来》这两篇以抗日为主题的文章，但也选用了赞扬日本人的鲁迅的《藤野先生》。60年代上半期，继续使用五十年代的课本。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于1月31日发表《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初步意见》，强调以毛主席著作为必修课。那时的学习内容以“反帝反修”为主题，日本被划在美国一边，1971年3月吉林省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第29课刊登1970年9月4日《解放军报》的文章，谈“日本军国主义难逃覆灭命运”等等。数学课本中也有“消灭了多少日伪军”的例题。
1972年中日复交以后，1973年上海中学语文课本第二册第八课选用了《人民日报》1971年8月7日的文章《回忆在日本的日子》，描写中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时和日本人民的友情，讲旅店的服务员如何热情，向中国乒乓球队员们要毛主席像章等。
进入80年代，语文课本中除了抗日主题的《小英雄雨来》、《河北的地道战》、《雁翎队》、描写中国少女在日本在上海设立的纺织工厂里的悲惨生活的《包身工》外，也有盛赞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藤野先生》和冰心的《樱花赞》。历史教科书的有关日本的内容大致为日本古代史，介绍中日友好交流、明治维新、甲午战争、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陷落、抗日战争胜利等。
2000年11月，在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协助下，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开发中心编写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学日语课本和全日制高中日语教材，注重介绍日本文化，每个单元都有介绍日本和日本人的内容，如有《守纪律的日本人》、《日本的饮食文化》、《日本的风俗》、《日本高中生的文化生活》、《日本的产业》、《日本的环保》、《日本的家庭》、《注重教育的日本》、《日本的政府机关》。2001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公民道德读本》，选用了两篇有关日本的文章，一篇比较负面，为《赵薇的军旗事件》，一篇是正面的，为《爱与感情──从爱子的命名而来》，讲的皇太子的女儿爱子的命名是听取了汉学家的意见，来源于《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三、日本专家对中国
教科书的看法
长期在中国进行教学工作的日本人，西安外语学院日语专家关根谦1988年曾在日本出版了一本着作叫《中国的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关根谦详细研究了中国小、中、高的语文和历史教科书等后认为，中国关于日本的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教授中日友好，教授两国友好关系的悠久历史，在此基础上，还让学生思考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的意义。第二是正确地教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事实，在此之际，强调将侵略者和人民严格区分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作为一个大目标，是教授面对侵略中国人民的英雄的人生方式，以培养儿童和学生的爱国心和共产主义人格。这也许会自然产生对侵略者的憎恶，但是教育目标的最大的重点，是爱祖国和爱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中小学中，不仅没有以日本侵略中国为主题的作文，连如何思考日中关系之类的作文也是没有的。
关根谦还指出：中国的小学课本中节选了鲁迅的《藤野先生》中的一段，并给这一段起了一个名字叫《在仙台》。鲁迅的《藤野先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所谓“幻灯事件”，讲的是日本军队如何将被认做是“俄国间谍”的中国人杀死的场面。但是《在仙台》在这个重要的段落之前就结束了，而且所强调的是藤野先生如何热心和作为中国留学生的鲁迅的接触。归根结底，这里的教学重点不是鲁迅，而是日本医学研究者藤野先生，《在仙台》是中国的“友好第一”在教材上的如实反映。
四、中国的日本教育和中
日两国的民间感情
从记者本人所接触的中国教科书和采访来看，说中国政府有意进行反日教育，似乎有些不客观。如果说中国民众的反日感情来源于中国政府的反日教育，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民众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对日本的印象非常好，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反倒变得不好。因为从徐冰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进入2000年以后，对日本正面赞扬的内容在中国的教科书中不断增加，为什么双方的国民感情反而不好了呢？
笔者发现，在2003年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科书第一册中选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散文《花未眠》，在与此相配合的教学参考书中选入了川端康成的《我和美丽的日本》，这可能是日本人的作品第一次进入中国的高中教材。据中国教育部2003年的统计，中国共有高中3.18万所，高中生共有3443.4万，而为了配合教学，在yahoo中国网上，由高中教员等撰写的有关《花未眠》的论文就多达2500多篇。
现在中国对日民间感情的恶化，应该还有其它原因。思考起来大致可以举出如下一些因素：１、日本新一代领导人和过去一代的领导人不同，他们一方面庆幸自己成长于战后，对战争没有责任，由此他们没有像田中角荣那一代领导人那样的对战争的反省意识，但是为了“标新立异”，表明他们和过去领导人的“不同点”，他们往往还为战争作某种辩解，这就造成了他们在逻辑上的不一贯，有的领导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充满了矛盾性而浑然不觉，而逻辑上的不一贯性，在日本文化中很容易说得通，日本人最推崇的哲学就是“无常”，但是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贯性，在外交上会令其它国家的人们非常难以理解。2、中国由于日本的新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中断了两国首脑的互访，失去了很多互相交流和理解的机会，中国不妨学习韩国，那就是“原则问题不让步，互相交流不中断”，只有不断交流才能取得互相妥协的“中间值”。3、中日媒体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浓重，使他们乐于夸张地报道对方的负面因素，歌舞升平的新闻卖不出去，而能够煽动起人们愤怒和激动情绪的新闻非常有销路。4、中国的历史教育，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徐冰教授认为：在研究历史和展示历史事件时，中国确有不严密的地方。他讲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他说，他在参观长春的的伪皇宫时，发现那里在写溥杰的夫人的名字时写成“嵯峨浩子”，他们向展览方提出：溥杰夫人的名字是“嵯峨浩”而不是“嵯峨浩子”，展览方答应改正，但是他两年后去伪皇宫时，发现还是“嵯峨浩子”。徐冰教授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更精确，更严谨才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