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的山东龙口粉丝爆出假冒伪劣新闻。单单是为了降低成本，将绿豆淀粉改换成玉米淀粉倒还好，可怕的是，为了做得和真货一样，生产者掺入各种化学制剂。好好的龙口粉丝变成了“毒粉丝”。联想到不久前刚刚被揭露出来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国内的食品质量实在让人有些瞠目结舌。
对于“假冒伪劣”四个字，中国人是不陌生的。每年一次的315打假晚会揭露出的一桩又一桩丑恶的制假贩假事件加上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假货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假货屡禁不止的社会根源在什么地方？必须指出的是，将这种现象归结为社会道德沦丧的结果是不负责任的，或者说这是将问题简单化，甚至是某种程度上回避问题的做法。“道德”是一个大棍子，砸在谁头上都会头破血流，但是也仅此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病因”，准确地说它只是“病症”的一种表述，并且是一种泛泛的表述。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商家会发现，绝大部分的假冒伪劣产品出自破旧的小作坊，产商也大多是乡镇小企业。在大中型企业中假冒伪劣的现象要相对好一些。这里“相对”的意思是说，相对于国外而言，尽管大中型企业也有假冒伪劣现象，但是还不至于严重到让人无法置信的地步。而与国外的小企业相比，这种差距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很明显，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同。在中国，原材料价格的不确定和不公正对小型加工企业而言简直是灾难，而大型企业间的恶意竞争常常将商品价格降到不合理的低价位上。这种环境导致小企业几乎没有正常的生存空间。笔者绝对不是在为假冒伪劣生产商作辩护。尽管我们可以说，假冒伪劣的食品会对消费者健康甚至是生命造成威胁，但是这种道德的评判对解决问题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制假者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在大都市中生活的居民都应该感觉得到，近年来工资收入不断在涨，但是物价的升幅似乎远远落后于工资水平的增长，我们不在这里深入探讨经济学方面的原因，只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承认，这种现象在客观上造成了城市居民对乡镇小企业的一种压榨和剥削。应该看到的是，对假冒伪劣的处理绝对不能简单地建立在对这些制假企业的整治和声讨上面。每年的315晚会已经变得和批判大会一样了，恶狠狠地揪出制假者，或者找出受害者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很煽情，很感人。但是请问，解决之道在什么地方？或者假冒伪劣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年复一年的“3．15”晚会只是加剧了消费者对生产商的不信任。当然电视台也许本没有义务探讨深层次的原因，“揭露”也许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也无可厚非。
那么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应该有义务去研究这种现象并解决之。事实上，依然回到老生常谈的话题：制度。哪怕只看很表面的现象，也可以发现问题。是谁准许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冠冕堂皇地摆上货柜架的呢？在日本，哪怕是很微不足道的食品，想要销售也要经过层层的审查。而在中国，仿佛我们根本就没有审查机构。可笑的是，到最终出了事故，又恰恰是审查机构最先出来谴责和声讨这些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商。这简直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制假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假货可以走入市场，可怕的是制假者可以有利可图，可怕的是大部分假货最先是由消费者发现的。假如制假者除了法律以外，还应该背负道德上的责任的话，那么允许假货走入市场的审查机构和直接贩卖假货给消费者的商家应该负上怎样的责任呢？那么杜绝假货又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更有效呢？
从假冒奶粉到假冒粉丝，我们看到的不应该只是几家制假的奶粉和粉丝生产商吧？或者我们应该问一句：到底是谁在制造着假货？
对于“假冒伪劣”四个字，中国人是不陌生的。每年一次的315打假晚会揭露出的一桩又一桩丑恶的制假贩假事件加上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假货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假货屡禁不止的社会根源在什么地方？必须指出的是，将这种现象归结为社会道德沦丧的结果是不负责任的，或者说这是将问题简单化，甚至是某种程度上回避问题的做法。“道德”是一个大棍子，砸在谁头上都会头破血流，但是也仅此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病因”，准确地说它只是“病症”的一种表述，并且是一种泛泛的表述。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商家会发现，绝大部分的假冒伪劣产品出自破旧的小作坊，产商也大多是乡镇小企业。在大中型企业中假冒伪劣的现象要相对好一些。这里“相对”的意思是说，相对于国外而言，尽管大中型企业也有假冒伪劣现象，但是还不至于严重到让人无法置信的地步。而与国外的小企业相比，这种差距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很明显，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同。在中国，原材料价格的不确定和不公正对小型加工企业而言简直是灾难，而大型企业间的恶意竞争常常将商品价格降到不合理的低价位上。这种环境导致小企业几乎没有正常的生存空间。笔者绝对不是在为假冒伪劣生产商作辩护。尽管我们可以说，假冒伪劣的食品会对消费者健康甚至是生命造成威胁，但是这种道德的评判对解决问题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制假者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在大都市中生活的居民都应该感觉得到，近年来工资收入不断在涨，但是物价的升幅似乎远远落后于工资水平的增长，我们不在这里深入探讨经济学方面的原因，只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承认，这种现象在客观上造成了城市居民对乡镇小企业的一种压榨和剥削。应该看到的是，对假冒伪劣的处理绝对不能简单地建立在对这些制假企业的整治和声讨上面。每年的315晚会已经变得和批判大会一样了，恶狠狠地揪出制假者，或者找出受害者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很煽情，很感人。但是请问，解决之道在什么地方？或者假冒伪劣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年复一年的“3．15”晚会只是加剧了消费者对生产商的不信任。当然电视台也许本没有义务探讨深层次的原因，“揭露”也许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也无可厚非。
那么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应该有义务去研究这种现象并解决之。事实上，依然回到老生常谈的话题：制度。哪怕只看很表面的现象，也可以发现问题。是谁准许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冠冕堂皇地摆上货柜架的呢？在日本，哪怕是很微不足道的食品，想要销售也要经过层层的审查。而在中国，仿佛我们根本就没有审查机构。可笑的是，到最终出了事故，又恰恰是审查机构最先出来谴责和声讨这些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商。这简直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制假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假货可以走入市场，可怕的是制假者可以有利可图，可怕的是大部分假货最先是由消费者发现的。假如制假者除了法律以外，还应该背负道德上的责任的话，那么允许假货走入市场的审查机构和直接贩卖假货给消费者的商家应该负上怎样的责任呢？那么杜绝假货又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更有效呢？
从假冒奶粉到假冒粉丝，我们看到的不应该只是几家制假的奶粉和粉丝生产商吧？或者我们应该问一句：到底是谁在制造着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