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509期曾刊登本报对《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记者林治波的访谈录，题为“胡锦涛没有说过中日关系要有新思维”。此文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昭奎提出几点疑义与林治波商榷，冯昭奎所提出的观点要点如下?
我认为这里有几点值得商榷：首先，不能把对日关系新思维等同于马立诚的文章与书。马立诚是在2002年最后一期的《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有关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而原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所长何芳早在1997年5月11日就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马立诚和时殷弘的观点几乎都有了，如不能把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等等。只是马立诚和时殷弘的文章有些走极端。当时发表的不是全文，而后来在内部形成了一个报告，是全文。在马立诚、时殷弘的文章发表之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也有十几篇。2003年9月，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在王逸舟副所长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虽然与会者没有用“新思维”的提法，但内容上也是新思维，和林治波的传统说法不同。后来座谈会纪要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发表，其通俗版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也在2003年10月发表了类似的文章。
第二点，胡锦涛没有说中日关系要有一个新思维，但也没有说过中日关系不能有新思维。林治波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能诠释领导人的讲话。他在访谈录中说：“不要给日本人一个误解，好象他（胡锦涛）的观点改变了，他没有改变。”这种说法口气太大，胡锦涛怎么想的，是林治波能够说明的吗？胡锦涛强调的是与时俱进，实质上中央领导就是要调整中日关系。学者不要把自己装扮成政府的发言人，领导的代言人，天机的泄漏者。你有想法可以供领导参考，但并不一定要领导同意学者的东西。
第三，不能说胡锦涛没有讲过，学者讲就是不对的。如果领导没讲过的东西，学者都不能讲，那么要你学者干什么？
第四，我们对新思维的讨论，不应该在提法和概念上兜圈子，关键是这个学者的提法有没有新东西，关键是内容，而林治波是在概念上兜圈子。据杂志《南方窗》统计，2003年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不下数百篇，在中日两国出版的书籍最少也有5本，网上反对、赞成的帖子也是数以万计，这反映大家都关心中日关系，也反映广大人民希望改善中日关系，希望不要因为历史问题而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我认为，问题既不像马立诚所说的那样，即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也不像时殷弘所说的那样，要把历史问题搁置。历史问题要解决，中日关系要发展，双管齐下，而2003年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完全符合这个主张。去年一年中日间的贸易总额增加了300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90年代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一年增加100亿。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尤其是东北地区和日本的领导层的往来非常频繁，今年中国政府还要主持召开东北振兴和东北亚合作会议，这就是目前中日关系的一个描述。
我认为这里有几点值得商榷：首先，不能把对日关系新思维等同于马立诚的文章与书。马立诚是在2002年最后一期的《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有关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而原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所长何芳早在1997年5月11日就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马立诚和时殷弘的观点几乎都有了，如不能把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等等。只是马立诚和时殷弘的文章有些走极端。当时发表的不是全文，而后来在内部形成了一个报告，是全文。在马立诚、时殷弘的文章发表之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也有十几篇。2003年9月，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在王逸舟副所长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虽然与会者没有用“新思维”的提法，但内容上也是新思维，和林治波的传统说法不同。后来座谈会纪要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发表，其通俗版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也在2003年10月发表了类似的文章。
第二点，胡锦涛没有说中日关系要有一个新思维，但也没有说过中日关系不能有新思维。林治波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能诠释领导人的讲话。他在访谈录中说：“不要给日本人一个误解，好象他（胡锦涛）的观点改变了，他没有改变。”这种说法口气太大，胡锦涛怎么想的，是林治波能够说明的吗？胡锦涛强调的是与时俱进，实质上中央领导就是要调整中日关系。学者不要把自己装扮成政府的发言人，领导的代言人，天机的泄漏者。你有想法可以供领导参考，但并不一定要领导同意学者的东西。
第三，不能说胡锦涛没有讲过，学者讲就是不对的。如果领导没讲过的东西，学者都不能讲，那么要你学者干什么？
第四，我们对新思维的讨论，不应该在提法和概念上兜圈子，关键是这个学者的提法有没有新东西，关键是内容，而林治波是在概念上兜圈子。据杂志《南方窗》统计，2003年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不下数百篇，在中日两国出版的书籍最少也有5本，网上反对、赞成的帖子也是数以万计，这反映大家都关心中日关系，也反映广大人民希望改善中日关系，希望不要因为历史问题而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我认为，问题既不像马立诚所说的那样，即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也不像时殷弘所说的那样，要把历史问题搁置。历史问题要解决，中日关系要发展，双管齐下，而2003年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完全符合这个主张。去年一年中日间的贸易总额增加了300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90年代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一年增加100亿。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尤其是东北地区和日本的领导层的往来非常频繁，今年中国政府还要主持召开东北振兴和东北亚合作会议，这就是目前中日关系的一个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