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于2月5日刊登报道《日本小学种族歧视令人发指──华童身陷欺辱情何以堪》。华人少女小茹在川崎市南菅小学上三年级时被所在班级的同学集体欺负，导致小茹患上“心理创伤后遗症”（PTSD），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报道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读者来电来信，对“ 欺负人”──这一日本社会痼疾表示愤慨，同时更对小茹一家给予同情和声援。很多华人还谈到了自己的孩子或身边的华人儿童遭受欺负的事例。为此，本报特别组织部分有丰富在日生活经验的华人及教育界和法律界人士，专门召开了“ 关注华童被欺现象”座谈会。大家结合自己身边的事例，阐述了中日文化的不同之处，以及由此给在日就学的华童造成的文化误解和心理隔阂，也分析了“ 欺负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华人在遇到此事时应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并表达了对小茹一家为保护孩子不受欺凌而进行一系列抗争的支持和声援。
　　参加座谈会的有侯红叶、何大慧、董慧倩、张玉人、姜杰和受害少女小茹的父亲里教授（化名）等。主持人为本报记者李春雁、杜海玲。下面是与会者的部分发言摘要。

　　董慧倩：我来日本已有17年了，刚刚从上海来日本时，儿子10岁，上四年级。为了怕孩子在校受欺负，我尽量与儿子同学的家长们搞好关系，并请儿子的同学来家里玩，买孩子们喜欢的食物招待他们。虽然也有一点作用，但孩子还是常常哭着回来，讲被××同学打了等等。我一看光对他们好不行，还要不怕他们，就打电话去找欺负儿子的同学的家长，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人，让他们感觉到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一次运动会上，一个孩子拿绳子套儿子的头，这么危险的事，我一看急了，大声责问那个孩子，并让其家长站出来道歉。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我的体会是，孩子在日本遇到欺负的时候，第一要坚强，不能怕，不要忍，而是要抗争。第二要有宽广的胸怀，对一些小事不要太过于计较，该放开的时候也要放开，这样利于同大家友好相处。
　　侯红叶：在日本，欺负人是社会一大弊病，不仅对外国人，对本民族也一样。一个跟我学中国语的心理学专业的日本学生，在得知南菅小学集体欺负华童的事件后分析说，日本过去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上层人欺凌下层人，受欺的人又去欺负更弱小的人，这种恶习在大阪、京都、川崎地区尤其严重，现在还有余孽残存着。但对这种欺负人的现象，不管怎么说都是个别现象，不一定是针对民族的歧视问题，而且被欺负者也常常会有自己原因。
　　但若是遇到被欺负，绝不能忍受，忍受不是办法。像里教授家里忍受了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因为孩子的母亲是日本人，想息事宁人。但忍受带来的是更严重的后果。我认为遇到这种事就绝不能退让，但最好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落后就要挨打，强大自己就是保卫自己最好的办法，这就需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如学习好就发挥这个长处，让学习更好，身体好就发挥身强体壮的优势，在体力上占优势。这样，有了长处才能保护自己。
　　何大慧：欺负人是日本社会的弊端之一，但从整体上看，这个现象正在逐渐减少中。据日本官方统计，1995年公立学校里发生欺负人的事件最多，平均每100人中就有1人被害，到了2000年已下降了14.8%，每100人中有0.4人被害，但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里时常发生这种事件。这与日本的教育观念有关系。在日本，一般家长认为孩子们自己就是一个社会，大人不要参与，让孩子自主处理遇到的困难，往往导致欺负人的现象都已经很严重了，老师、家长还不知道。这主要是由于家长、老师和孩子间的沟通不好。还有在一个群体里，与众不同就会受人注意，容易成为被欺负的理由，如成绩好，长得太漂亮或太丑，性格懦弱等，有时都会成为被欺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老师对一个学生的态度也会影响别的孩子对这个学生的看法。孩子一般都是天真、纯洁的，但会模仿老师的做法。所以，若要防止被欺或欺负人现象的发生，加强家长、老师和孩子间的沟通是关键问题。
　　姜杰：学校也好、工作单位也好，受欺与被欺这种现象到处存在。我们遇到了，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自己强大起来，坚决反击。比如被别人打了，就要反击打回去，让他不敢再打你。但有时候，被欺者处于弱小地位，反击不了，没有办法抵抗，怎么办？这种时候我们就要藉助外力来帮助自己主持正义，像里教授一家，要求教育委员会调查，向新闻界披露，诉讼打官司等，都是维护自己权益的好办法。
　　我在生活中，因工作关系时常帮助华人做维护权益打官司之类的事。我感到遇到孩子在校被欺的事件，找班主任、找学校、找专业法律界人士帮助，都是解决问题的正道之一。但打官司只是一种形式，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寻求正义，保护自己。绝不能躲避，不能逃跑，这样只会助长欺人者的歪风，使自己受害更深。
　　张玉人：像小茹遇到的这种性质恶劣的被欺，应该有人看见，找得到人作证，这样就可以起诉。因为这样被欺，给孩子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尤其是精神上的痛苦，可能会伴随孩子成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生，而且这起事件影响了小茹一家人的生活，给一家人的生活都蒙上了阴影，在精神上造成了严重创伤。那些欺负人的小孩子因年龄小可以不承担责任，但他们的家长应该负起监护责任，为此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加害者家长支付慰谢料。同时，小茹所就读的公立学校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因学校对在校小学生有管理保护孩子身心不受危害的义务，孩子在校发生被欺负现象，且严重至此，与学校管理不当有关。据此，也可以对学校或教育委员会提出诉讼，对其提出慰谢料的要求。
　　里教授：孩子在学校遭受到这样的欺凌，我们一家都非常难过。就在搬家前一个月，我们找老师、找学校，还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想到加害者变本加厉，事态发展更为严重。到12月，女儿已不敢去学校，并三次有自杀的倾向，没办法，我们只好搬离了住了9年的家。搬家前一天晚上，怕孩子出事，提前把孩子们送到亲戚家，只剩下夫妇俩。想到为这种原因搬家，心中的悲愤和凄凉无法用语言表达，因已无心情做饭，就去附近拉面店要两碗拉面，可是夫妇俩相对无语，谁也吃不下一口饭，拉面只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
　　但从决定搬家那一天开始，我就已经决定不再怕事情闹大，不再逃避，而决定直面此事正式上诉，保护女儿的权益，严惩欺负人的加害者和相关责任者。从上诉的那天开始，我也不存在什么畏惧了，因为那是谁也抹不掉的犯罪铁证。尽管在媒体的攻势下，那帮热衷于“人种歧视”的坏家长，可能暂时收起尾巴，但其咬人的本性不可能改变，这是我这三、四年来的体会。我决定不再给恶棍潜伏起来的方便，我将采取彻底歼灭的态度，提出民事诉讼。结果无非两种：老老实实接受审判和裁决，公开谢罪以及经济赔偿。若其不甘心失败而胆敢掀动新的风波，本人将毫不犹豫给予迎头痛击。等待他们的，注定是更为惨痛的失败。
　　以上的几点体验，完全是被刺痛后神经的自然反应，也是我等每一个当父母的人，为了保护子女的成长应做的事情。对事情如三箴其口，实则自我麻痹。暗自垂泪也无济于事，掩人耳目，躲避退却更是为弱肉强食者提供方便。
　　在这里也呼吁在日华人联合起来，所有被欺压的华人联起手来，为自身存活的“ 人权”去呼吁、去抗争。我等不会有任何失当之举，但当儿女饱尝殴打、侮辱，您能无动于衷吗？本人也未曾作出什么惊人之举，不过是自然而然的本能表现而已。我们没有奢望，不过是告诫欺负他人为乐趣的坏蛋，时值21世纪，揭露那帮敢于向文明社会挑战的坏蛋，我看不失一次绝好的争取第三者的机会。作为中国人，我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向邪恶势力屈服的，甚至不打算作出任何让步。事件曝光后，多家日本媒体和中文媒体对此做了报道，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我本人就已接到了大量的朋友和读者来信，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来信对此事件的加害者发出声讨，并对我一家人表示声援和慰问。从中我深受感动，也感到在这个社会上，毕竟还是有公理有正义的，善良正直的人远比冷漠卑劣的人要多得多。
　　华童小茹被欺事件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日本华人社会荡出阵阵涟漪。许多华人由此想到了自己初来日本，以少数弱势族群，踏上别人的国土时，或多或少都有被歧视被欺凌的事件和感触。但毕竟日本是国际化社会，公平和正义还是占上风的，只要我们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相信就会赢得大多数人的理解、支持和友谊。感谢读者对此报道给予的关注和来电来信，本报编辑部会继续对此类事件进行报道。 (本报记者 李春雁记录整理 周宏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