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年初，国内外专家在评述2003年中国外交时，异口同声地称赞中国外交确实展现出新发展、新特色、新思维，在多边、周边、双边外交等各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可喜进展。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和一系列外交动作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仅为中国创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也对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外交纷纷做出了肯定的反应。
然而，有的学者在评述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时，却不得不加上一句：“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除中日关系较紧张外，从总体上看是新中国建立后最好的时期。”这个“除中日关系外”的注脚，反映了人们为中国对外关系总体的良好发展势头感到欣慰和鼓舞的同时，也不得不抱有一种局部的缺失感和遗憾，在一定意义上对日政治关系几乎成了中国对外政治关系的一个“死角”。
其实，在对日关系方面，2003年中国政府也做出了很大努力。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年里，尽管中日首脑未能实现互访，但两国领导人在第三国进行了三次会晤，特别是去年5月胡锦涛主席与小泉首相在圣彼得堡进行了会晤，一致表示两国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去年9月吴邦国委员长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访问。此外，日本防卫厅长官的访华，使一度中断的中日两国军事交流得以重新启动。曾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停下来的中日部长级会晤大都得到恢复。去年9月中国开始单方面免除日本游客的短期旅行签证。去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中国积极推动中日韩各方面的合作。去年11月中国驻日本使馆领事部下设的警务组已正式启动，中国警务外交官开始进驻日本协助日本警方调查旅日华人犯罪案件。特别值得提到的还有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主动发起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也与日本进行了协调与合作。
从日本方面说，在去年发生“非典”期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最多的援助。去年小泉首相多次强调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作为一个近邻大国的首相表明这样态度自然具有更大说服力。去年年底日本政府郑重表示，对陈水扁关于实施“公民投票”及“ 制定新宪法”的言论使两岸关系产生紧张而感到忧虑，并表示希望陈水扁遵守就任演说中所做的“ 四不一没有”的表态，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
但是，日本在对华外交方面做出上述积极动作的同时，也有不少负面的动作，这包括最近日本前首相森喜朗赴台湾访问、小泉首相在新年伊始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等。总之，日本方面的负面外交动作对本来就很不够的积极外交动作起到了抵消作用。
外交这种事情本来就是“ 一个巴掌拍不响”。2003年中国的“新思维外交”几乎从所有的对象国那里都获得了肯定的评价和响应，惟独在对日外交方面仍困难重重。中国对日开展“新思维外交”并非中国“一厢情愿”，并非中国单方面“有求于日本”。事实上，日本的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日本今后发展的关键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对日本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机遇，换句话说，未来二十年不仅对中国是一个战略机遇期，而且对中日来说也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机遇期，是中日两国利用经贸合作推动各自的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如果日本领导人错误地判断形势，把“和平发展的机遇期”误认为“军事发展的机遇期”，那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时代潮流和日本自身的“国益”。因此，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如何克服其对外战略的贫困与缺陷。
然而，有的学者在评述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时，却不得不加上一句：“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除中日关系较紧张外，从总体上看是新中国建立后最好的时期。”这个“除中日关系外”的注脚，反映了人们为中国对外关系总体的良好发展势头感到欣慰和鼓舞的同时，也不得不抱有一种局部的缺失感和遗憾，在一定意义上对日政治关系几乎成了中国对外政治关系的一个“死角”。
其实，在对日关系方面，2003年中国政府也做出了很大努力。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年里，尽管中日首脑未能实现互访，但两国领导人在第三国进行了三次会晤，特别是去年5月胡锦涛主席与小泉首相在圣彼得堡进行了会晤，一致表示两国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去年9月吴邦国委员长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访问。此外，日本防卫厅长官的访华，使一度中断的中日两国军事交流得以重新启动。曾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停下来的中日部长级会晤大都得到恢复。去年9月中国开始单方面免除日本游客的短期旅行签证。去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中国积极推动中日韩各方面的合作。去年11月中国驻日本使馆领事部下设的警务组已正式启动，中国警务外交官开始进驻日本协助日本警方调查旅日华人犯罪案件。特别值得提到的还有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主动发起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也与日本进行了协调与合作。
从日本方面说，在去年发生“非典”期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最多的援助。去年小泉首相多次强调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作为一个近邻大国的首相表明这样态度自然具有更大说服力。去年年底日本政府郑重表示，对陈水扁关于实施“公民投票”及“ 制定新宪法”的言论使两岸关系产生紧张而感到忧虑，并表示希望陈水扁遵守就任演说中所做的“ 四不一没有”的表态，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
但是，日本在对华外交方面做出上述积极动作的同时，也有不少负面的动作，这包括最近日本前首相森喜朗赴台湾访问、小泉首相在新年伊始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等。总之，日本方面的负面外交动作对本来就很不够的积极外交动作起到了抵消作用。
外交这种事情本来就是“ 一个巴掌拍不响”。2003年中国的“新思维外交”几乎从所有的对象国那里都获得了肯定的评价和响应，惟独在对日外交方面仍困难重重。中国对日开展“新思维外交”并非中国“一厢情愿”，并非中国单方面“有求于日本”。事实上，日本的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日本今后发展的关键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对日本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机遇，换句话说，未来二十年不仅对中国是一个战略机遇期，而且对中日来说也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机遇期，是中日两国利用经贸合作推动各自的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如果日本领导人错误地判断形势，把“和平发展的机遇期”误认为“军事发展的机遇期”，那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时代潮流和日本自身的“国益”。因此，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如何克服其对外战略的贫困与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