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元旦，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位于东京市中心九段下、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面对媒体记者的“ 为何选择元月1日来参拜靖国神社”等提问，小泉淡然答道：“ 初诣（日本人在新年参拜神社的习俗）是日本的传统，很多人都在今天去神社参拜。”“ 各国有各国的历史、传统和习惯……我认为（参拜行动）会逐渐得到邻国的理解。”
应该说，这位自当选以来已经连续4次参拜、并表示“ 今后每年都要参拜”的日本现任首相至少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真正做到了“言必信，行必果”（1972年周恩来书赠田中角荣语）。和服、木屐、元日的“ 初诣”，岛国的“ 历史、传统和习惯”，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将不得不再次“ 收下”这个写满了暧昧而抽象的东洋文化符号的、“ 意味深长”的“新年礼物”──虽然它相当沉重，令人不由得想起去年的元旦：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披露了日本政府从“ 拥有所有权”的某位国民手中长期“ 租借”钓鱼岛及其附近的南小岛和北小岛的惊人消息。
我们暂且不去诠释置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和起码的历史理性于不顾，硬要在万物更新的新年伊始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背后的象征性意味和某种阴暗的挑?心理，即使是小泉认为会“得到邻国的理解”的“ 理由”，在逻辑上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诸如“ 无论何人，一旦死去，就没有好坏善恶之分。即使那些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战犯并处以极刑者也是如此，何况他们当时是在为国家和天皇而尽职尽责”云云。而为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提供“ 合法性”支撑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分一杯羹不算是犯罪”；“ 太平洋战争起因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封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 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报复”；由于日本是世界上惟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要说战争是不义之举的话，大家都有罪”等等。特别是作为战前最高统治者的昭和天皇，其战争罪责在战后未受到追究的状况，使日本人这种在罪与非罪之间摇摆的集体心理结构得以强化。说穿了，无非是一种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普遍缺失的、呈强烈“ 相对主义”特征的文化在作祟。所以会有历史“ 教科书问题”，会有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屡次三番地失言─道歉─再失言的怪异现象，以及几成“死结”的靖国神社问题。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既然“各国有各国的历史、传统和习惯”，那么，为什么中、韩等饱受军国主义蹂躏的国家其民众的历史观始终得不到始作俑者日本的理解和尊重，而日本却总是要求受欺辱的邻国“ 理解”其建立在某种虚幻的“ 受害者意识”之上的所谓“ 自由史观”呢？正如韩国政府于1月1日发表的抗议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 正确认识历史是韩日关系的基础。日本政府最高领导人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执政3年4次参拜、并且声称“今后每年都要参拜”、为拜军神而不惜破坏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的事实，让人担心小泉是想在政治“ 总保守化”、国家“ 普通”化的进程中，趁机实现靖国神社参拜的合法化和惯例化，从而让天皇和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也能“顺理成章”地去参拜，最终达到用靖国神社来改写战后的意识形态，实现从单纯的“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跨越。
对中日关系而言，近来的一些事件表明，历史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呈单极繁荣之势的所谓“ 政冷经热”的构造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是自去年以来，在两国社会中平行而迅速地发生着的民族主义潜流的走向耐人寻味。已有学者指出，如果放任历史问题上的“ 死结”越结越多、越结越大的话，终有一天，河道会被淤死、阻塞。到那时，迄今为止还算顺利的双边经济关系将不得不为政治关系的停滞、倒退而付出代价。
应该说，这位自当选以来已经连续4次参拜、并表示“ 今后每年都要参拜”的日本现任首相至少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真正做到了“言必信，行必果”（1972年周恩来书赠田中角荣语）。和服、木屐、元日的“ 初诣”，岛国的“ 历史、传统和习惯”，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将不得不再次“ 收下”这个写满了暧昧而抽象的东洋文化符号的、“ 意味深长”的“新年礼物”──虽然它相当沉重，令人不由得想起去年的元旦：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披露了日本政府从“ 拥有所有权”的某位国民手中长期“ 租借”钓鱼岛及其附近的南小岛和北小岛的惊人消息。
我们暂且不去诠释置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和起码的历史理性于不顾，硬要在万物更新的新年伊始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背后的象征性意味和某种阴暗的挑?心理，即使是小泉认为会“得到邻国的理解”的“ 理由”，在逻辑上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诸如“ 无论何人，一旦死去，就没有好坏善恶之分。即使那些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战犯并处以极刑者也是如此，何况他们当时是在为国家和天皇而尽职尽责”云云。而为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提供“ 合法性”支撑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分一杯羹不算是犯罪”；“ 太平洋战争起因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封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 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报复”；由于日本是世界上惟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要说战争是不义之举的话，大家都有罪”等等。特别是作为战前最高统治者的昭和天皇，其战争罪责在战后未受到追究的状况，使日本人这种在罪与非罪之间摇摆的集体心理结构得以强化。说穿了，无非是一种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普遍缺失的、呈强烈“ 相对主义”特征的文化在作祟。所以会有历史“ 教科书问题”，会有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屡次三番地失言─道歉─再失言的怪异现象，以及几成“死结”的靖国神社问题。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既然“各国有各国的历史、传统和习惯”，那么，为什么中、韩等饱受军国主义蹂躏的国家其民众的历史观始终得不到始作俑者日本的理解和尊重，而日本却总是要求受欺辱的邻国“ 理解”其建立在某种虚幻的“ 受害者意识”之上的所谓“ 自由史观”呢？正如韩国政府于1月1日发表的抗议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 正确认识历史是韩日关系的基础。日本政府最高领导人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执政3年4次参拜、并且声称“今后每年都要参拜”、为拜军神而不惜破坏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的事实，让人担心小泉是想在政治“ 总保守化”、国家“ 普通”化的进程中，趁机实现靖国神社参拜的合法化和惯例化，从而让天皇和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也能“顺理成章”地去参拜，最终达到用靖国神社来改写战后的意识形态，实现从单纯的“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跨越。
对中日关系而言，近来的一些事件表明，历史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呈单极繁荣之势的所谓“ 政冷经热”的构造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是自去年以来，在两国社会中平行而迅速地发生着的民族主义潜流的走向耐人寻味。已有学者指出，如果放任历史问题上的“ 死结”越结越多、越结越大的话，终有一天，河道会被淤死、阻塞。到那时，迄今为止还算顺利的双边经济关系将不得不为政治关系的停滞、倒退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