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文凯

　　日中协会组织的第120次日中俱乐部活动，于7月12日迎来了新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公使孔铉佑。孔铉佑在演讲中分析了中日恢复邦交30多年来两国关系变化的背景，并对目前进入结构性转换期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建设性的见解。以下是孔铭佑公使演讲的内容概要。
　　孔铉佑说：我从事对日工作24年，有许多同我一样的对日关系工作者，尽管个人力量很微薄，却一心希望两国关系能更好一点。但中日关系的现状让我们很心痛。我和我的同事们每天都在反思，中日关系哪里发生了错误，哪里做得不够，哪里应该更下工夫，相信日本的相关人士，还有前辈们，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当然，换一种角度来看，当前的中日关系尽管很严峻，面临著困难，但从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中日关系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值得称赞的，最紧密的双边关系之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数字看，今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将突破2000亿美元，中日人员往来超过450万人，日本对中投资的实行金额超过500亿美元。从1978年12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支援中国的现代化，日本对中ODA提供的日元贷款超过300亿美元，为中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心怀感谢。仅从数字来看，自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已成长为世界上最紧密的双边协作关系之一。中日关系无论面临多少困难，外部环境无论发生多大变化，这个基本的发展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但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发生了新变化，对中日关系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政治关系日益对立而严峻，孔铉佑提出了三方面原因：

　　一、国际形势与地区局势发生变化，中日战略关系的基盘日益脆弱，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变得淡薄了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日、美共同面临来自前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地区的安定与发展受到冲击。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有共同的忧虑，产生了互相合作的需要。为此，70年代初，中美关系和解，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了，前苏联崩溃了，现实威胁没有了，中日携手维护地区安定与和平的共同利益不存在了，两国合作的契机和需要消失了。对此，中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都没有清晰的思想意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

　　二、外部形势发生意识，促使中日双方的战略判断也逐渐发生变化

　　从邦交正常化到冷战结束期间，中日是面对共同威胁的夥伴关系，有连带感。冷战结束后，中国和日本必须考虑各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势必带来政策调整，这是很自然的事。但中日两国在如何自我定位，如何认识对方上，发生了问题。
　　日本方面，在90年代以后做出了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战略选择。日美同盟关系产生于冷战时代，中国和亚洲各国都会尊重这种关系，更希望这种关系在冷战后能对地域安定和发展发挥新的作用。但从日本国内的一部分言论和行动来看，这种期待并不现实。一部分日本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日美安保同盟的对象应该是中国，日本对中国心存悬疑和警戒。日本国内炒作朝鲜问题，关注台湾问题，其真实用意就是警惕来自中国的威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判断？虽然小泉首相多次表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会，但这个答案尚未在日本的国民层面上形成共识。国民层面判断失据，是当前中日关系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在持续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地区迅速上升。90年代，中国的GDP不及日本的1/4，现在已达到日本的1/2，10年、20年以后会怎么样？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一直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国家，但90年代以来，传统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今后，本地区将进入中日两强时代。这对日本的未来意味著什么？日本的政府和国民对此没有做出准确定位，没有形成清晰的共识，不少人始终认为中国将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小泉首相说中国的发展是机会，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国民都如此认为。要形成这个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问题不解决，日本的对中政策就没有总括性，一直会产生动摇。
　　日本对中政策发生动摇，对中国的对日政策也产生了影响。政策动摇，会导致双方的信赖感逐渐稀薄。在这几年来的中日关系中，双方失去互信的现象表现得非常明显。

　　三、中日两国间的摩擦和冲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出现，使双方国民的认识和看法发生变化

　　有摩擦，有冲突，是交流深入、交流广泛的必然结果。交流越紧密，越可能产生摩擦，问题是如何定位摩擦，如何化解冲突，这是政府的责任。中日由于失去互相信赖感，一旦出现问题，双方都热衷炒作，出现了问题不断扩大的倾向。
　　看看90年代以来，日本的部分学者和媒体是怎样看待中国、处理中国问题，就很清楚了。在日本的书店里，有关中国问题的书很多，但冷静地客观地介绍中国的书却很少，这是事实；日本国民准确接受中国信息的途径也不多，一部分日本媒体在蓄意妖魔化中国，让人很痛心。同样，中国国内的对日报道，是否理性，是否健康呢，也有问题。许多感情性报道方式，在中国人民认识日本的过程中也没有发挥正确的作用，值得反省。几年来，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国民亲近感不断下降，情报的提供途径和报道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日恢复邦交将迎来3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进入了结构性转换期。为此，首先必须重新构筑共同的利益基盘；其次，强调正确认识对方的必要性。中日关系的发展应遵循胡锦涛主席提出的16字方针：和平共存，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1.中日两国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战后，走和平发展之路，是日本的大转换，成果有目共睹，不仅实现了国家富裕，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援助。在新世纪，日本的国家政策会不断调整，但不能改变和平发展的选择，否则，国民不会答应。同样，中国唯一的选择，也是和平发展。
　　目前，中国虽然发展迅速，但社会问题丛生，尤其是贫富差距扩大。中国有8亿农民，其中5亿是劳动力，3亿为剩馀劳动。1亿2000万人进城打工，剩下1亿8000万人也需要提供工作岗位。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简单，中国政府每天考虑的都是这些事情，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来搞坏对日关系。虽然中国的发展是事实，国际上也有各种积极的评价，但中国人需要冷静地来接受并看待这些赞美辞，因为中国正迎来解决社会难题的集中时期。显然，中国要顺利发展，一方面要搞好国内安定，另一方面更需要安定和平的周边环境。中国自身的姿态很重要，必须向国际社会披露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路线，50年、100年不改变。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存共荣，但要获得国际理解还需花很长时间。
　　2.中日两国应互相尊重，中日之间有过复杂的历史，现有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也不同，如何相互尊重，需要智慧。中国应该尊重日本的文化和市场制度，日本也应尊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现在是多样化时代，应该实现最大限度的多样化。
　　中日有2000多年交流史，日本曾经充分地学习过中国，但现在日本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学习。比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共享与融合的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有日本的影响，有美国的影响。比如“现代化建设”，就是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后才清晰明确起来的概念；日本的金融制度、企业制度、社保制度、行政制度及其改革，都值得中国学习和藉鉴。现在日本是老师，中国会谦虚地向日本学习，并把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有效地活用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去。
　　3.中日两国应摆脱竞争对手意识，建立夥伴关系意识。2000多年的中日交流史，总体上看，两国是夥伴关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形成了东方文明，未来中日协手，对地域合作和亚洲一体化也会做出贡献。从现实来看，日本帮助中国形成了市场体制和市场发展，而中国市场的扩大和活跃对日本经济恢复也产生了回馈和引导作用——这就是相互依存的双赢关系。今后，在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等方面，中国更希望能得到日本的协力。中日协作是一个考验，更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成功的典范性样板。中日若能重建信赖关系，在本地区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应该能摆脱用冷战思维来解读两国关系现状、预测两国关系未来的做法。当前，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死结是8．15靖国参拜问题。今年以来，中日通过双方努力，终于看到了改善关系的曙光。我们希望日本领导人一定要用未来视野和全球化视野来看待参拜，妥善处理并解决这个问题。回避8．15参拜，将为两国领导层建立信赖关系跨出重要一步。有了互信和理解，相信在东海能源开发问题，朝鲜核危机问题上，中日都有可能建立新的协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