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伟时

　　日中日关系波澜迭起。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风波尚未平息，一些日本政客又信口雌黄，甚至说“日本已经不再将甲级战犯视为罪犯”，“士兵在战争中互相杀戮，无须道歉”！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更口出狂言，要为钓鱼岛领土争端“打一场小规模战争”！要是说参拜靖国神社还以日本文化特殊性来搪塞，这些言论已经是明目张胆向国际法和人类的良知挑战。
　　海内外有识之士同声谴责政客们的胡言乱语，连日本首相小泉也声明这些政客的言论“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态度”。这些风波意味著什么？今后中日关系走向何方？重温昨天的历史，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为什么日本会走上侵略中国的道路？

　　日本为什么会走上军国主义、侵略别国的道路？鄙意以为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制度选择的错误。
　　首要原因是政治体制中注入了很多专制的因素，没有完成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任务。
　　 一直沿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专制君主。特别严重的是军队独立于内阁之外，直属天皇。“事关军机”，军部可以“直接上奏”。军部和军人凭藉这一体制，肆意干政。此外，加上特务、警察横行，公民自由成为一纸空文。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强制下，才废除了这部宪法，另定新宪，被迫进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
　　第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另一重大原因，是明治维新过程中他们坚持所谓“和魂洋才”或“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指科学、技术）”的错误方针。
　　所谓“和魂”就是神道；说日本是“神赐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因此，日本和日本人是特别优越的。这同中国的天朝思想、华夷之辨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它拒绝价值观念和道德的现代化。
　　第三、受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
　　翻开17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各大强国无一不以武力为主要手段，开疆掠土，而挤入强国之林。日本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崛起的。在这期间，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冀图以超越前人的野蛮手段，重演18、19世纪列强的扩张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发了横财。以伤亡两千多人和损失四艘舰艇的代价，攫取了德国在南洋群岛的殖民地的委任统治权和在山东半岛的特权。工业生产能力增加四倍以上，钢铁、造船和化工产业增长尤其迅速，工业产值并且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尽管直至1935年，它的钢产量还不到360万吨，只是美国钢产量十分之一多一点，英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但统治阶层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八?h一宇”，日本应该支配中国和亚洲，“满洲”乃至整个中国是日本不可缺少的“生存空间”。这是人类野蛮史的一个部分。经过两次大战，发达国家的野蛮性才开始减退。

　　二、为什么中国会成为被侵略对象？

　　19世纪中国所以会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说到底是自我封闭，“天朝上国”的好梦未残，不愿意接受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即使学西方，也仅在技术层面学，拒绝移植科学技术赖以生长的制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
　　20世纪的中国，公开反对学习西方的言论已极为罕见，问题在学习哪一个“西方”？从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之日起，以“不合国情”和“老百姓程度不够”为藉口，拒绝推行民主，保障公民自由。除从俄国搬来一套奇特的体制外，还公开提倡以纳粹德国为师，造成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
　　1.国内四分五裂，内战的枪声几乎从未止息。由于不承认国家必须实行以地方自治和民主、自由基础上的统一，国民党内部也不尊重不同派系，拒绝民主联合，不但国民党与共产党打，国民党内部也打得不可开交。胡汉民、陈济棠领导下的广东，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冯玉祥��无一不同蒋介石兵戎相见。2.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政权迅速腐化，民怨沸腾。3.失去自由、没有民主权利的公民，正当要求、不平的怨恨和各种言论无从表达，常常成为极端思潮的俘虏，理性的优势无法树立。

　　三、历史不可能重复

　　地理环境决定中日两国永远是邻居。19、20世纪历经四次战争后，21世纪中日两国会不会爆发第五次战争？三大状况决定中日关系在新世纪的走向。
　　首先，日本和平发展的制度框架已经确立。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国宪法》不但在绪言中申明“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确保与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带给我们全国的恩惠，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祸”，而且在第九条中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随著今后形势变化，也许个别条文会有所修改，但这些规定不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原因在于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受到严重的惩罚，同时在战后的发展中已经充分享受到和平发展的好处，要再度驱使日本人用武力去夺取“生存空间”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了。
　　其次，中国亦已今非昔比。正处在现代化上升阶段的中国，不是日本敢于随便侵犯的对象。
　　再次，也许是最重要的，在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背景下，中日经济关系正在融合。2004年中日贸易达到1678亿美元，占双方各自外贸总额的15%左右，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夥伴；而日本也是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中国第三大贸易夥伴。日本对华投资发展迅速，截至2004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468亿美元，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目前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高达920万人，许多日本企业都把生产基地搬到中国；2004年日资企业缴纳的税收约达人民币490亿元。中日两国在经济上已经难解难分了。
　　即使有个别政客发疯，中日两国也不可能有大的战争。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中日益成熟的课题。

　　（四）错误思想靠什么去化解？

　　如何化解中日矛盾？通人高士已有许多高招、妙策。愚鲁下士还能说些什么？
　　事关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那些事比较好办，依法据理力争或者暂时放下，留待子孙后代去解决。反正现在与1945年以前的情况不同，除钓鱼岛外没有日本军占领著我们国土，非跟它拼命不可。
　　难办的倒是政客们参拜靖国神社、如何评价历史事件这一类道义上的冲突。
　　中国人应该如何用力？愚意以为有几条也许是可取的：
　　1.据理批判，以理服人
　　 对日本政客的错误言行，应该毫不含糊地批判，不能让他们信口雌黄，否认侵略罪行。但是，这些批判应该有理有据，经得起反驳。为此应该保障学术自由，让学者自由探讨，把史实和学理弄得清清楚楚。
　　比如，中国学者惯于把投降前的日本称为“日本法西斯”，但国外学者通常认为那时日本没有独裁者，没有全面控制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的党，政策改变是在1889年《明治宪法》范围内进行的，不能视为法西斯国家。又如，南京大屠杀究竟杀了30万人还是5万人？诸如此类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学术问题。
　　2.耐心说理，耐心等待
　　当错误观点成为思潮乃至群众习惯以后，要改变是非常困难。
　　我们一再称赞德国人忏悔态度好。但不要忘记，德国人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交手，给世界带来极大灾难、全国被盟军占领后才回头的。学界还指出，上一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人才开始认真反思本民族的错误。在此以前，批判纳粹的著作主要是外国学者写的。
　　东方民族没有忏悔的传统。要日本人深刻反思本民族的错误，不再过半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恐怕难以见到显著成效。不说理和说理没有足够的耐心，都是错误的。
　　3.增强中国自身的软实力
　　无可讳言，中国的形象在冷战年代受到极大损害。25年来，随著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很大改善，但包括中日关系在内，我们还在承受冷战的苦果。只有坚定不移继续改革开放，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政治清明，民主、自由、法治的现代化国家，我们才能赢得各国人民足够的尊敬。其中重要一环是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不要讳疾忌医，敢于反思自己的错误。
　　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坚决说不。有些人动不动就把一些事情同爱国、卖国或国家关系联系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就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谁要是讲几句日本的好话，这个人就是卖国贼！例如，修高速铁路，有人建议引进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便招来一片谩骂。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太不理性了。日本人到珠海集体买春，没有必要提高到国家关系、民族仇恨的高度。说九一八这天到中国嫖妓就是蓄意侮辱中国人，其他日子就不是。这种言论太可笑了。游行示威是公民应有权利。可是，在右翼教科书和日本争取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触发的游行示威中，居然发生砸日本商店和使领馆事件，事后中国政府不得不拿出纳税人的钱去修理、赔偿。
　　国家现代化，通常包含多数公民的理性化。我们应该推动这个过程早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