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文凯

　　新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3月23日-24日在日本京都召开。中方首席委员，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现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于会前在东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等问题，发表了看法。郑必坚强调，过去不是中国强日本弱，就是日本强中国弱，现在是中国和日本都在发展，都走向强大。这是一个极好的千载难逢的新局面，中日应该抓住新机遇，带动亚洲地区取得和平与繁荣的新成果。以下是郑必坚先生的意见主旨：

　　一、有关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

　　郑必坚指出：迄今为止，中国人经历了长久的艰难岁月。远的不说，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在极度艰难困苦中奋斗、前进，这是历史事实。在这样一个长久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有什么基本的要求呢？我认为有两项：1、中国人希望国家独立，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障，这是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如果这个前提没有了，中国就不成其为民族、国家，就没有立足世界的资格；2、中国人希望能够发展，希望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中国人渴望能够过上富裕的、文明的、使人全面发展的生活。这两项要求，反映了从1840年至今超过1个半世纪多少代中国人的真实愿望。
　　在追求和实现这两个基本要求的进程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一个转折点。经过了109年奋斗，中国真正独立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有了一个前提条件，让中国人能够努力去实现后一项要求。但是，追求发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扩张还是侵略？中国人认为不应该这样做，也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这只会给别人带来痛苦，也给自己带来灾难。中国人从自己的痛苦教训中明白，自己在过去109年里受到过种种欺侮和压迫，遭遇了大规模流血，而中国绝不会把灾难加给别国人民头上。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扩张过一寸领土，没有在外国驻军一兵一卒——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与此同时，中国人从经验和教训中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与世界交往，展开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人员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没有大规模的交流合作，不以市场为基础，中国人要富裕是办不到的。所以，从1979年开始，中国决定改革开放，这是一项重大决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最终决定把自己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脱离，并在这个进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曾经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不发达，开放以后会不会被外国资本侵蚀掉呢？我说不会，中国有独立的主权，有自主的道路，有自己的制度。从1979年至今，中国改革开放27年，超过1/4个世纪，总体而言是成功的。中国从最初开放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14个城市，到开放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到目前东西南北中全部开放，改革开放达到了一个空前、广大、深入的广度和深度。
　　改革开放这条道路，对中国和世界是否有益？事实证明这是“双赢”，这种局面还会继续发展下去。今天，中国人的两个基本的历史要求都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际交流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中国的国民经济规模GDP在20世纪实现了翻两番，到2020年还要翻两番，不过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刚超过1700美元，还处于中下水平。
　　对于中国问题，我一直提倡做两道数学题。一是做除法：无论多大的国民财富，除以13-15亿人口，都会显得很低很少；二是做乘法：无论看起来多么小，多么不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乘以13-15亿人口，都会成为世界级的大问题。所以，中国人对自己走过的道路，面对未来发展的前景，是清醒的。主要表现有二：一方面，中国人在过去1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历史要求正在实现中，而且已取得历史性成就，达到历史性高度；另一方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相比于世界人均水平还差一大截。
　　中国继续发展，当然要走和平道路——中国人在和平条件下发展，并用发展去维护和平，这是唯一正确的、合理的选择。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目标实现了，就叫做“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等的经济联系良好，政治关系和整体的国际关系也是稳定的。中国人诚心诚意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人认识到民族复兴的任务，不仅在经济发展，更深刻的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5大文明的统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这就是我们治国理政、和平发展的核心理念。

　　二、有关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郑必坚表示：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最简明不过了。中日两国相距这么近，特别在二战以后，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强盛的重要国家，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得到很大发展，中日两国从上层政府到民间社会，形成了多层次多方面的联系，达到了中日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但中国对中日关系的期望，不止于已经达到的成就，而是希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邓小平先生对此已讲得非常明确了。
　　从我个人亲身经历的感受出发，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时，与中曾根首相达成共识，组建了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当时，胡耀邦认为中日两国21、22、23世纪都要友好下去，但是先要把21世纪做好。现在我担任了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首席委员，希望能为实现这一目标贡献力量。我认为，中日要实现世代友好的愿望，根据两国情况，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其中政治基础尤其重要。
　　中日友好为什么需要政治基础呢？因为两国关系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日有2000年的关系史，可以说1950年以上都是友好史，但在1894-1945年之间，中日之间血流成河——必须探究其中的原因。以前，中国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强大的时候，没想过侵略日本；而日本实现工业化后却有了扩张的要求，想骑到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况，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历史，但并不遥远，依然有现实性很强的切肤之痛。如何正确对待这段历史，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这个政治问题的方法是：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中日两国领导人曾就此达成了若干共识，但在实行过程中有曲折，当前的曲折使两国关系陷入了人们不愿看到的境地。
　　日本的小泉首相连续5次参拜供奉著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虽经中方多次交涉，却完全置之不顾，在中日历史的巨大疮伤上不断撒盐，完全不尊重中国人作为受害方的感情。胡锦涛主席在去年二战胜利6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以史为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得到教训和借鉴后方能开创未来——这就是中日友好政治基础的核心问题。
　　目前，中日关系虽然冷却，但中国对日友好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依然在鼓励发展，促进友好，这就是顾全两国关系的大局。中国政府对于国内的任何过激行动，是不赞成的，并给予合理处置，这与日本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政府以劝告和抑制为主，坚持中日友好的基本方针。今后，中方依然重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关键在于日本政府能否改弦更张，改变错误的历史态度，抓住新机遇，开辟新未来。
　　我想在此再提一个观点：中国和日本任何一方的单独发展，都不是好状况，我们希望看到中日都发展、都强大的局面。目前，中日正处在这样一个极好的千载难逢的新机遇面前，是否能把中日关系同东亚、东南亚、亚洲、亚太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形成亚太新和平、地区新繁荣的结果？如果中日两国能抓住机遇，这当然是可能的。关键就在于在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核心问题上，维护历史共识，日本的首相和政府领导人停止参拜，这是对历史负责，也对未来负责。这个问题一解决，中日关系全盘都活了。
　　本届新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把政治基础作为中心话题，委员们本身就是好的表率，将求大同存小异，为改善两国关系提出积极建议。我们还要做一个中长期的展望，扩大交流领域，推进合作进程。我们还赞成双方互办“中国文化年”和“日本文化年”，2007年日本主办世界华商大会，还会联系一个“中国年”，目的都是为了增进中日社会各界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