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内政外交中失去制衡鹰派的人物
福田康夫本身是一个稳健派人物，在日本政坛鹰派势力极度扩张的今天，他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制衡力量。在朝鲜问题上，他和鹰派代表性人物、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针锋相对，主张通过对话解决朝核及绑架日本人问题，反对安倍晋三的“ 施加更大的压力”的主张。他也坚持让鸽派外交官、外务审议官田中均主持解决朝鲜问题，反对安倍“撤换田中”的要求。
在安保问题上，他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扩军黩武的自民党内的鹰派人物有很大的制约力，如在去年年末国会制定下一年度预算时，防卫厅长官石破茂为了引进导弹防御系统要求增加防卫厅预算，遭到了福田康夫的严厉批判，石破茂增加预算的企图破产。对于自民党的那些强调日本应该行使集团自卫权，应该改正宪法，把自卫队变成军队的“防卫族”们，福田也进行了抵制，福田一贯主张，在海外，自卫队的活动应该是抑制性、非军事的。
而福田之所以有力量和鹰派抗衡，除了他的官房长官的地位外，也和他同小泉首相的关系非同一般有很大的关系。小泉的姥爷小泉又次、父亲小泉纯也和小泉本人在1945年由于战争被疏散至群马县新治村。而福田也出身于群马，算半个老乡。1969年小泉参选众议院议员落选后，来到了康夫的父亲、原首相福田赳夫的门下做了私设秘书，在3年的时间，他除做秘书工作外，接电话，扫大门，样样杂活都干。当时福田康夫正在一家石油公司里就职，两个人年龄也差得不太多，因此两个人在那时就混得很熟，关系非常密切，至今仍互相用昵称相称，因此福田对小泉的影响力是不可代替的。
二、外务省痛失官邸渠道中日间也失去重要的联系渠道
福田康夫和外务省“中国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派”重镇、原驻中国大使谷野作太郎和福田康夫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日比谷高校”的同学，而在外务省也曾有一个“日比谷高校帮”，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与“中国派”有关，因此外务省和福田康夫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共同通讯社论说委员西仓一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实际福田现在也在起着外务大臣的作用，川口大臣只不过是一个牌子而已。外务省一直是希望尽量搞好中日关系，现在他辞职了，外务省失去了和首相直接联系的管道。
福田的辞职，也使中国失去了通往日本政权最高层的“直接管道”。在小泉政权以前，中日两国间最直接的“高层管道”是自民党原干事长野中广务与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间的管道，小泉掌管最高权力及野中退出政坛引起这条管道“失灵”，取而代之的是福田康夫──武大伟──王毅管道。首先福田康夫和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的关系十分密切，据说他们是可以用手机直接互相联系的，另外福田康夫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之间也有20多年的老交情，福田去年8月去北京访问时还和王毅“离群而行”，一起去北京王府井品茶，而这次福田辞职后，中日间再建立起新的高层管道则需要很长的时间。
另外，福田辞职后，解决中日间靖国神社问题的唯一希望——建立国立追悼设施的计划也将胎死腹中。
建立国立追悼设施本是《朝日新闻》论说委员船桥洋一等为解决中日间靖国神社问题向福田提出的一项提案，而福田一直在积极推动这一设施的实现。一位外务省的干部说：国立追悼设施本已是个“半死体”，这次福田辞职就变成了“全死”。
三、中国外交人士和学者对福田康夫辞职的看法
福田康夫辞职后，一些长期从事外交活动的中国资深外交人士都深表惋惜，认为福田康夫为中日友好做了许多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说：现在小泉的周围再也没有了解中国的人了，福田本还算是一个。中日之间去年是政冷经热，但还算不上真冷，今年是真冷。
北京大学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大学教授说：中国人一般认为他是福田赳夫的儿子，觉得他比较好，其实福田很右，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是当时的外相园田植比较积极，而中国人大批准《中日友好条约》的第三天（8月15日），福田赳夫就去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时把他请来，其实也不过是需要一个象征性人物，中国是把他当作一个争取的对象。但他作为官房长官很有协调能力，有他在，中日关系中就有一个安全阀。比如说在日本右翼分子撞大阪领事馆事件发生后，他在第一时间内出来道歉，对于缓和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事件发生后中央电视台曾邀请我去结合这个事件做一期有关日本右翼的节目，但他发言后，中央电视台马上又来了电话，说现在有人正在组织上街游行，我们就不要推波助澜了，于是这个节目就取消了。